当代名老中医经验集卷三(刘渡舟)
博古通今的经方大家刘渡舟
付延龄整理
编者按：刘渡舟教授，辽宁营口市人。幼承家学，后拜辽东名士为师，尽得其传。青年时期，在营口悬壶济世，每起沉疴。后迁居北京，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从教３８年，为该校教授、终身教授，历任该校教研室主任，《学报》主编、名誉主编，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中医）成员、特邀成员，北京中医药促进会名誉会长；是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９３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国际名人传记词典》（第２３版）。
刘氏潜心研究中医学术，治学严谨，造诣精深，学验俱丰，对《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后世诸名家的著作均有研究，尤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钻研尤深。数十年来，他在深研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伤寒论诠释》、《伤寒论十四讲》等学术专著２０多部，同时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对仲景学说有诸多阐发，是我国当代研究仲景学说的著名专家。
本文着重介绍刘氏对气机论、攻邪论、火热论、主症论、脾胃论、水证论等主要学术论点的渊源和分析论述，对于指导临床医疗很有实践意义。刘氏临证善于运用经方，同时又重视运用时方；善于抓主症以辨证论治，同时又重视合理借鉴现代医学知识。文中介绍他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心脏病、眩晕、失眠、咳嗽、肢体痛、水肿等病症的医疗经验和４个验案，如用乌梅丸治疗尿崩症、用丹栀逍遥散治疗失眠等，充分体现了他的医疗思想和临证特色，值得学习和借鉴。在学习和研究中医的方法方面，他提出“经典要精读、好书要熟读、杂书要泛读”的方法，可说是研究中医的一生经验总结，对后学者甚为重要。总之，刘氏的学识和经验无愧为博古通今的经方大家。
屡用屡验而心有所得，不纂集以补报天地，公于人人者，亦欺也。欺则天良日以蔽塞，而医道终失；不欺则良知日以发扬，而医道愈昌。
———李梴《医学入门》
第三卷３７刘渡舟，辽宁营口人，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０日出生。其父刘万春知医，常为人义务诊疗，颇多效验。受父亲的影响，加以幼年体弱多病，遂发学医之志。在父母亲的支持下，于１６岁正式拜师学医，先后受业于名医王志远、谢泗泉，时间达７年之久。谢泗泉乃辽东名士，博学多才，伪满政府曾欲延为御医，坚辞不就，少年时期的刘渡舟受其影响甚大。出师后，悬壶于大连，擅长用经方治病，时起大症沉疴，医名闻于遐迩。１９４５年携眷来京，挂牌行医于钱粮胡同之南花园。同年参加南京政府部署、由戴传贤主持的中医师特种考试，以前第１９名的优秀成绩获得通过。
１９５０年考进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深造，学习现代医学基础知识及临床医学课程，毕业后分配到天坛华北人民医院工作，未及１年又调到永定门联合诊所，后转至大红门联合诊所工作，并兼任所长之职。１９５６年为第一届西学中班讲授《伤寒论》部分内容，受到学员好评。同年进入北京中医学院，成为北京中医学院最早的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主要从事中医古典医著教学及研究，后专门从事《伤寒论》教学和研究至今。１９７８年评定为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后被授予终身教授；中医实行研究生教育后，成为我国首批《伤寒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伤寒论》教研室副主任、主任，《金匮》教研室主任，中医基础部负责人，《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主编、名誉主编。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评议组（中医）成员、特邀成员，北京中医药促进会名誉会长。是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９３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第２３版《国际名人传记词典》。
刘氏天性聪颖，好学强记。在中医学方面之所以造诣精深，取得极高的成就，这与他深远广博的学术渊源是密不可分的。在长达７年的学徒期间，他即在师傅的指导之下，精读了《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并背诵了其中大部分重要内容，有些著作，如《伤寒论》等，全书熟记于心。他关于阴阳五行学说，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关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原则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大都来自于《内》、《难》二经。尔后，他对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叶、薛、吴、王诸家学说也都作了深入的钻研，并能将诸家学说融会贯通，含英咀华，吸其精髓，由此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诸家著作之中，刘氏对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研究尤深。他精读原文，对《伤寒论》字斟句酌，探隐索微，既读于有字之处，亦读于无字之处，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细玩其理法方药，穷其理致。他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伤寒论》方是中医方剂之祖，故学中医要在《伤寒论》的学习上下功夫。古今医家其成大器者，大都得力于《伤寒论》之学。在原文学习以外，他广泛参阅后世诸家注述，对成无己“伤寒三种”（《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伤寒方论》）、柯韵伯《伤寒来苏集》、钱天来《伤寒溯源集》、尤在泾《伤寒贯珠集》以及《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都作了深入的研读。他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学习结合在一起，认为学《伤寒》不可不学《金匮》，否则只得半部仲景。在《金匮要略》的学习上，他较多地参考了尤在泾的《金匮要略心典》。总之，刘氏得力于仲景学说最多，在仲景学说研究方面造诣极深。至晚年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原文包括方后注所言煎服法、禁忌、加减等内容的记忆仍然准确无误。他对仲景方的记忆采用了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如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芩连苦降籍姜开，济以人参绝妙哉；四物平行各三两，诸凡拒格此方该。”小柴胡汤“柴胡八两少阳凭，枣十二枚夏半升，三两姜参芩与草，去渣重煎有奇能。”所以他对原方诸药用量都有准确把握。刘氏在临床上第三卷３８长于运用仲景理法方药，既能遵守仲景原则，又能变化于仲景之外，灵巧活泼，妙不可言。刘氏治学《伤寒论》多用《内经》阴阳学说、脏腑经络理论以及病因病机知识进行理解，他在诸多《伤寒论》注解中最看重金人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认为成注长于以经解论、以论证经，将《伤寒论》与《内经》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日本汉方家重《伤寒》而轻《内经》，其重《伤寒》可取，而轻《内经》则甚不可取。
此外尤需特别提出的是，刘氏对清吴谦等人所撰《医宗金鉴》推崇备至。他教导学生说，《医宗金鉴》是由清政府组织编撰的，过去称为“御撰”《医宗金鉴》，其书辨证精审，方药精炼，疗效可靠，前清时太医院考试以该书为范本。长期以来，相当多的北方医生一直以该书为枕中宝典，以之名世者甚众。他对其中《杂病心法要诀》以及《妇科心法要诀》娴熟于心，对其理法方药皆能信手拈来，临床运用颇多。他对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刘河间的寒凉泻火思想，张子和的攻邪论、朱丹溪的养阴理论亦用心颇多。尝谓李、刘、张、朱，其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家，而为后世效法，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说明他们的理论有其科学道理。四家学说虽然各有所重，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作为中医临床医生，对四家学说应该认真学习，仔细琢磨，掌握其精髓，明白其原理。他对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和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也下过很深的功夫，叶、薛、吴、王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亦很深刻，其清热之法、治湿之法和养阴之法为他临床所常用。他对清代名家医案也常常研习。总之，刘氏好学不倦，其学术渊源深远广博，知识储备极其丰富。昔贤徐大椿云“用药如用兵”；刘氏学验俱丰，恰如胸中有雄兵百万，故临床制病之法极多，运用自如，功效卓著。
刘氏在治学方面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１重视基础理论，精研实用技术。他从１６岁起开始学医，７年后悬壶治病，至今从未脱离临床实践。他十分重视对临床技能的学习，这与只对理论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不同，更与徒作纸上文章、“玩医学”的人不同。他认为，医学是济世救人的实用学科，救死扶伤是其最高目的，故学医一定要重视实用技能的学习。同时认为，基础理论的学习同样也非常重要，要真正成为一个高水平的临床医生，只有望、闻、问、切的实际技能，只有处方用药的实践经验，而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解释，即使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种医生也只算是“医匠”，是“开方医”，因为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一名医生只记住了一大堆的对号入座的方药应用模式，而没有基础理论作为指导，那他就不可能应付复杂多变的临床病证。
２专攻仲景学说，博采后世诸家。刘氏知识广博，不偏执，不拘泥。他常说：“学者贵在独树一帜，但也要时刻注意避免偏执。”他一生专攻仲景学说，擅用经方，在仲景学说研究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不以专攻仲景学说而轻视温病学说，亦不以主攻《伤寒》而不及《金匮》，更不以喜用经方而轻视时方。而是兼收并蓄，惟实用是务。在方剂的使用方面，刘氏喜用经方，更擅长使用柴胡剂。他认为古方能治今病。经方临床应用历史悠久，只要主治准确，有后世方剂所不及之处。在具体应用时，他或用原方，或随证加减化裁，善于变化。同时他也很注重时方的应用，其中对于河间的清火之剂，东垣的治脾胃诸方，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薛生白和吴鞠通等人的治湿热之剂，叶天士的养胃阴之剂，《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的治杂病方和《妇科心法要诀》的妇科诸方等，使用尤多。晚年他曾作“古今接轨论”来阐述古方与经方的联合应用问题。
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方药不在古今，有效则行。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恰如海纳百川，而成其为汪汪洋洋，所以他在临床上能够左右逢源，辨证论治的道路广第三卷３９阔，极少陷于山穷水尽之地，即使遇到疑难病证，而每每也有柳暗花明之境。他曾说，医生如果偏执，倘以伤寒之学立于世则不再及于温病，倘以时方立于世便不再及于经方，以至于道路狭窄，无回旋地，这无异于作茧自缚，无益于己，更无益于人。
３崇尚古人经验，不薄现代科学。刘氏认为，古代医学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古人著书立说，大都以济世活人为宗旨，虽然其中偶有些夸耀，但对他们的经验不能无端怀疑，更不能轻易地否定，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要轻易地改易。古语有云，古方以不加减为贵，其中就包含有这样的道理。他在用《伤寒论》苓桂甘枣汤时，仍遵从仲景方法，嘱患者用甘澜水煎药；用麻黄汤、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等都要嘱患者先煎麻黄、葛根去上沫；用桂枝汤嘱患者服汤后啜热稀粥一碗，从这些用法都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借鉴现代医学，早年他曾系统地学习过现代医学，后来常常根据临床需要选择性地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在临床辨证论治过程中，他能适当地利用现代医学检验指标，作为辨证论治的参考。不过，他指出，借鉴现代医学知识要合理，不能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４读书临证写作，互相促进提高。刘氏说，医家要广泛阅读，博览群书。在读书方法上，他指出经典要精读，好书要熟读，杂书要泛读。他常用古人“开卷有益”，“温故而知新”，“学如积薪”的格言教导学生，指出读书要持之以恒。他至老犹手不释卷，哪怕工作再忙，每日也必须读书。他说陈修园所提倡的白日临证，夜晚读书的方法甚好。临证可以检验所学的知识，而读书能够解决临证所遇到的问题，两相促进，好处甚多。他认为，中国医学的发展有源有流，读书最好从源到流，从《内》、《难》、仲景入手，渐及于后世。他告诫学生，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要与思考结合起来。在读书和临证以外，医家还要写作。写作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向他人介绍和推广，使医学经验充分发挥其价值，更广泛地造福于人。而且，医家的认识也可在写作中升华，在写作中达到更加细致、周密和完整。刘氏指出，要重视内功的锻炼，要重视实力的积蓄，要通过读书、临证和写作来不断地提高自己；要务实而不要务虚，不要“华其外而悴其内”。
对那种徒作花样文章的行为，刘氏斥之为“花拳绣腿”，徒有漂亮好看的架势，而不能解决问题。
几十年来，刘氏出版和发表了２０多部学术著作和近百篇学术论文，其代表著作有《伤寒论诠解》、《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通俗讲话》、《伤寒论临证指要》等。
刘氏对中医的贡献甚多亦甚大，其成绩主要集中在仲景学说研究领域。如在《伤寒论》文献校注方面，他完成了《伤寒论》校注研究课题；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刘氏再次系统论证了六经经络实质问题，对六经提纲的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作了深刻发挥，对六经气化学说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较早地论述了《伤寒论》条文排列组合的意义；在《伤寒论》方剂分类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制了许多有效方剂，极大地发展了张仲景经方系统，扩大了经方主治；在仲景学说研究组织的建制及学术交流方面，他多年来积极奔走呼吁，在同道的协助下，于１９９１年成立了中国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并于同年召开仲景学说研究“八五”规划研讨会，又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成功地召开了首届亚洲仲景学说学术大会，对促进仲景学说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北京中医学院从教３８年，培养了大批人才。
第三卷４０学术精华
刘氏重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腑经络学说，重视人体阴阳平衡、脏腑调和的重要性，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和治病求本原则，这些学说思想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中医学家学术思想的共性。刘氏学术思想特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一、气机论刘氏指出，气机运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而气机运动的基本形式是升降出入。升降出入是气机调畅的基础，也是维持健康的必要条件。《内经》有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人体的生理活动，包括人体之气与天地自然之气的交通，脏腑之间的生克制化，精微物质的流布代谢，正气对病邪的抵御驱逐等，都依赖气机的升降出入。外界病邪侵入人体以后，人体气机首先受到影响。在阴阳气血之中，气机受病最早，其受病的机率也最高。
绝大多数疾病的病变在于气，未离于气。以气血相对而言，人身之病，其在气者十之七八，其在血者十仅二三。气病有不影响于血者，而血病每关乎气。他还指出，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虽然是诸多脏腑功能的反映，也是由诸多脏腑功能所维持的，但其中肝胆和脾胃的功能尤其重要。
这是因为肝胆是人体气机出入的枢纽，而脾胃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同居中焦，以膜相连，脾主升，胃主降。胆主少阳春升之气，胆气运行的特点是“发陈”，阳气初生，由里向外；肝为厥阴，阴气初生，由外向里。胆气出，肝气入，故二者为人体气机出入的枢纽。肝胆脾胃四个器官的气机升降出入正常，则一身之气得以调畅；如果其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则一身之气皆有可能受到影响。反过来，肝胆脾胃的枢纽作用也常常受到四者以外任何脏腑病变的影响。医生在治疗疾病时，要注意顺从其性，促进和恢复它们的升降出入。刘氏指出，善治病者重视调气，善调气者重视调畅肝胆之气和脾胃之气。他在临床上善于用《伤寒论》柴胡剂和泻心剂调理肝胆和脾胃，认为张仲景用柴胡剂调畅肝胆，用泻心剂调理脾胃，此最堪为后世效法。柴胡最善调畅肝胆之气，推动气机出入，并由此促进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行。《神农本草经》言柴胡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此说明柴胡可促进六腑的新陈代谢，能推动少阳枢机，并由此起到调和表里、消积化食的作用。在小柴胡类方中，柴胡辛散以助少阳胆气之出，黄芩苦寒以助厥阴肝气之入，柴芩并用，则出入如常矣。然二者之中关键在于柴胡的疏解，故《伤寒论》用柴芩运转枢机时，黄芩或可减去，而柴胡却是必用之品。依仲景法，柴胡剂中还可以用白芍之酸收，柴芍相伍，一出一入，一散一收，促进肝胆之气的出入。
调理脾胃升降主要就是要降胃升脾。胃气以降为顺，胃气不降每由火旺气实所致，故降胃每用黄连、黄芩，清火即是降胃。三黄泻心汤之治吐衄，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之治寒格吐逆，皆属清火降胃。仲景亦习惯使用姜、夏降逆和胃，此大抵为痰饮所致者而设。脾气以升为常，脾气不升多兼里寒，故既用参、草益气，亦用干姜温中。脾胃升降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用仲景方法治理脾胃，不治气而气机自调，脾胃升降自然恢复正常。后世在使用半夏泻心剂时，又有加枳实、木香、砂仁的方法，直接使用理气之药调理脾胃，亦有道理。
第三卷４１根据刘氏的经验，运转枢机、疏利肝胆、调理脾胃是治疗疾病的重要途径，无论何种疾病，亦无论病情多么复杂，寒热夹杂，虚实疑似，表里不和，上下不通，看起来治之颇难，但只要表现出胸胁苦满，口苦纳差，其脉弦细，即可用柴胡剂调畅肝胆，枢机一转，病自向愈。只要表现出脘腹痞闷，胃不降而呕逆，脾不升而溏泻，即可用泻心剂调理脾胃，脾胃升降恢复正常，其病也能向愈。
刘氏善于用调气方法治疗疑难杂病，如用四逆散治疗阳痿的经验就十分巧妙：一男子患阳痿不举，郁郁寡欢，情绪低落。刘氏辨证曰：阳痿一证，有阳虚者，亦有阳郁者。阳虚者人多知之，而阳郁者人每有忽略。今患者郁郁寡欢，情绪低落，脉弦而舌红，是阳郁也。遂投四逆散，疏达肝气，配合以心理疏导，畅其情绪，双管齐下，其病很快痊愈。他在临床上亦善于于主治方剂中加用调气之品，以加强疗效。如在治疗肝病的方剂中使用气药，以治疗肝区疼痛为主的柴胡止痛汤与治疗腹水为主的白玉汤皆用紫菀、枳实；用五苓散治疗“水痞”时加生姜、枳实；使用小柴胡汤治疗少阳枢机不利所致胸闷气郁时加香附、川芎，或与越鞠丸联合运用，皆为此类。
女子善怀，故他治妇女气郁之病，常用逍遥散、柴胡汤、越鞠丸，而常常也有玫瑰花、绿萼梅的加味之法。他在临床上一般使用的调气之品有青皮、陈皮、木香、砂仁、香橼、佛手、桔梗、枳壳、香附、川芎、紫菀、郁金、槟榔、厚朴、浙贝、枣仁等，各依具体病情及具体病位加味运用。
刘氏说，调气是治疗疾病的一个主要方法，但调气的手段并不仅仅局限于使用理气方药，针对引起气机不调的病因进行治疗，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发汗、吐、下，皆是调气。当然，使用理气方药是调理气机的最为直接的手段。
二、攻邪论刘氏认为，从疾病发生学的角度来讲，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依据。邪气之所以能够侵犯人体，疾病之所以能够发生，都是因为正气先虚，此即《素问》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但这只是就邪正力量的比较而言，只是说明发病过程，而决不是对病机的解释。如果从治疗学的角度来看，疾病一旦发生，邪气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古人说的“虚处受邪，其病则实”。此时祛邪即成为治疗的首要任务。邪气去则正气自安，虚弱的正气在邪气离开人体之后即可自行恢复。因为人体正气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然本能，只要没有不利因素的影响，没有干扰和妨碍，正气即可生生不息。那些拘泥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理论，拘泥于“正气充盛则病邪自退”说法的人，不晓上述道理，欲在治疗中泛用补益，以期获得“正旺邪退”之效，殊不知如此处理在理论上和哲学上虽然有其道理，但在治疗实践中往往行不通。因为如果邪气未退而用补益，不仅可能滞邪留邪，还可能助邪；而且由于有邪气阻碍，正气却得不到丝毫的补充。刘氏说，攻邪论并非金人张子和的发明，它是张子和根据张仲景《伤寒论》等著作提出来的。《伤寒论》治病就以祛邪为主，汗、吐、下、清、消诸法，俱是攻邪，不惟三阳病治宜攻邪，即或三阴病，其因于邪实而要用攻逐方法者也不少。基于这样的认识，刘氏在临床上诊断辨证时注重对病邪的辨认，治疗时注重祛除邪气。一肾炎患者浮肿少尿，他医作肾虚治之，不效。刘氏辨证曰，身面肿而脉浮，邪在表而肺气不宣，水之上源不清，当发其汗。用越婢加术汤，一剂汗出肿减，再剂小便利而肿消。他曾告诉学生，他早年在大连行医时，只知腰为肾之腑，腰痛者，肾虚也。
于是治腰痛每用六味类补肾，往往收效甚微。后来知道腰痛多有湿热及水气所致者，用清利湿第三卷４２热或化气行水之法收效甚佳。他还指出，就目前临床所见病证来看，病证谱总的表现是，阳证多而阴证少，实证多而虚证少，热证多而寒证少。形成这种病证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处于风寒暑湿燥火之中，既得其益，亦可能受其害。此正如《金匮要略》所言“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六淫侵入身体，治之便当攻邪。从内因来讲，脏腑机能易于亢进，如心火过盛、肝阳上亢、胃热过激等。即使脏腑功能低下，但脏腑功能的低下又易于导致继发的病邪，如瘀血、痰饮、宿食等，而形成虚实夹杂之证。此外，如今人们生活富足，营养过盛，体内多有积热、蕴湿、痰饮、食滞。况且人们喜进补品，无病之时经常服用，既病之后亦用补益。医生亦有不少迎合病人心理，或漫无主见者，病人欲补即补之，以致目前用补之风愈演愈烈。诸如此类，便使邪实之证更加多见。这是应该引起医生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治疗时，实证自然要祛邪，即便虚实夹杂者亦要以祛邪为主。扶正以祛邪是间接祛邪，多宜于在正虚不任攻逐之时使用，否则收效不佳，不若用药直接攻邪取效快捷，待邪退之后再议扶正。所以“攘外安内”较之“安内攘外”的方法更为常用。
刘氏指出，临床医生要注意对假虚证的辨认。在不少情况下，本为邪实之证，却表现出一些虚弱的症状，为医者不可被这种假象所迷惑，误认为虚而用补剂。如身体壮盛之人，暴受邪气，或外感风寒，或内伤饮食，本气未必皆虚，受病之后，反而出现虚象，如动作衰乏、四肢无力、恶食、呕泻、少气、虚冒之类，此邪实为本，治之但当亟去其邪，不必误以为虚证或顾虑虚其正气，用药牵制。如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病毒性肝炎，其主要的症状之一是体疲乏力，不耐劳作，祛邪治之，患者即感身体轻快，补气治之反而会使症状加重。
刘氏在临床上常用发表攻邪、清泻里热、通泄腑实、除湿化浊、疏肝解郁、攻逐瘀血、利水化饮、镇肝熄风、化痰散结、行气导滞等方法，所治疗的病证十分广泛。
三、火热论刘氏专攻《伤寒论》，兼及于《金匮要略》，对张仲景辨治火热病证的方法深有研究，颇多推崇。《伤寒论》中，凡病之属于阳明、少阳、厥阴而用清凉方法者十有七八；太阳变证中属热者亦甚多；六经病中属虚寒宜于温补者十仅三四，大多数病证兼有寒热，宜于凉温并用、攻补兼施方法，这说明张仲景《伤寒论》对火热病证是很重视的。他说，古人认识到，人身五行各一，惟火有二；六气之中，火与热居二。故《内经》病机十九条，属火者有五，这都说明火热致病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后世医家对火热致病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其最为著名者有刘河间等人。刘氏对刘河间的火热论作过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其“六气皆可化火”、“五志过极化火”的学说很有道理。他晚年作有《火证论》，系统地论述了火证医学源流，论述了火郁、火中、火痞、火狂、火痛等常见火证的脉因症治，是一篇十分成熟的医论。在这篇医论中，他论述了实火、虚火、郁火、阳火、阴火的概念，提出实火宜泻、虚火宜补、郁火可发、阳火宜直折、阴火宜温导的治疗原则。不过他在临床上尤加重视的还是实火证治，常用大黄黄连泻心汤、黄连解毒汤、栀子金花汤、龙胆泻肝汤、化肝煎、泻青丸、清胃散、栀子豉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承气汤、导赤汤、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等清热泻火之剂。鉴于目前火证未能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情况，他深以为忧，故在其《火证论》一文中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刘氏专攻《伤寒论》，似乎古代寒证论的学说思想对他的影响较大。但他重视实际，根据当今火证多见的临床事实，提出了新的火证论，在研究第三卷４３寒证的同时，更加强调火热致病及寒凉清火方法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在临床上，他用清热泻火方法治疗脱发，而不是如一般常规那样用补药养血滋肾。如一余姓男子，４２岁，患脂溢性脱发症，他投三黄泻心汤。患者服药３剂，大便通泻，小便甚黄，头皮瘙痒与脱发遂止。他用清热泻火方法治疗面瘫，而不是像一般常规那样用风药祛风解痉；他用清热泻火方法治疗身体疼痛麻木，而不是像一般常规那样散风湿、通络脉。凡此种种，超出常规之外，又尽在医理之中，非有真知灼见，断无如此出奇制胜之法。他的这些经验对中医治疗学是极大的发展，为中医临床医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四、主症论和所有中医临床家一样，刘氏在临床辨证方面是十分注重传统的。传统习用的辨证方法，如病因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等，都为他临床所常用。不过，由于专攻《伤寒论》，受《伤寒论》辨证论治方法的影响较大，故他更加重视六经辨证方法，坚持“六经为百病立法”的观点，认为六经辨证方法可以广泛地用于临床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正是由于对仲景学说的长期研究和受仲景学说的长期熏陶和深刻影响，他更加重视和擅长运用“抓主症”的辨证方法，临床应用得心应手。他认为“抓主症”是中医辨证的最高水平，是中医成熟临床经验的体现。他说：“主症是辨证的关键，反映了疾病的基本变化，是最可靠的临床依据。”主症是纲，抓住了主症就抓住了纲领，纲举而目张；抓住了主症，治好了病，也就是发展了《伤寒论》的治疗范围，扩大了经方的应用领域（见《伤寒论十四讲》）。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曾多次撰文论述抓主症方法的意义及其具体操作方法。在中日中医学术交流会上，他也作了关于抓主症方法的学术报告，由此可见他对这种辨证论治方法的重视程度。抓主症是他临床辨证论治实践的主要特点之一，如临床见脚挛急、舌质红、脉弦细即投芍药甘草汤；见口苦咽干、胸胁满结、大便溏泻或时腹自痛、小便不利、手臂麻木、脉弦而缓者即投柴胡姜桂汤；见心下痞满、恶心呃逆、大便溏稀者即投生姜泻心汤；见大病瘥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即投竹叶石膏汤。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故极其简练。刘氏强调指出，主症就是疾病的主要脉症，是疾病之基本的、本质的病理变化的外在表现，是证的诊断依据。在临床辨证过程中，抓住了主症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本质，依据主症治疗就是治本，就能获得好的治疗效果。因此抓主症是中医成熟经验的反映。刘氏指出，熟记并理解各种病证的主症是运用抓主症方法的基础，是基本功。要善于抓主症就要多读书，多记书。如果医生的记忆中没有储存足够的“主症”，那临床抓主症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五、脾胃论《伤寒论》非常重视脾胃，后世医家总结出“保胃气”是《伤寒论》的基本治疗思想之一。刘氏受张仲景“顾护胃气”学术思想的影响甚大，同时受李东垣脾胃论学术思想的影响也很深，因而他十分重视脾胃。他认为，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的治疗之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其一，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人得五味之养，全赖脾胃功能健全；脏腑及躯体的营养都依靠脾胃的消化功能。脾胃机能正常则人体气第三卷４４血充足，正气旺盛；脾胃机能不振则人体气血来源匮乏，正气虚衰。其二，脾胃居于中焦，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一身气机的升降调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脾胃升降。脾胃升降失常则人体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上、中、下三焦都可能因此出现病变。这一方面的道理已见于前面“气机论”。其三，外邪伤人，其由口入者，先伤于胃；饮食劳倦是临床常见的病因，其伤亦中焦脾胃，故脾胃病以及与脾胃相关的疾病在临床上十分多见。他说，正因为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以及治疗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临床医生应该重视对脾胃的治疗。治疗脾胃不等于补益脾胃，治疗脾胃仍然要遵循热者清之、寒者温之、实者泻之、虚者补之原则。在补虚方面，他于四君子汤类方剂、补中益气汤类方剂、建中汤类方剂、理中汤类方剂都较常用。他说，张仲景四逆辈、建中汤以及李东垣补中益气汤系列皆可为后世效法，然二家在益胃养阴方面略嫌不足，叶天士等人养胃阴方法正可作为补充，羽翼圣贤。在调理脾胃气机升降方面，他较多使用的是仲景半夏泻心汤类方和东垣补中益气汤类方。他说仲景半夏泻心汤补脾泻胃，李东垣补中益气汤升清降浊，是临床升降脾胃的良好方法。此外刘氏还较常用承气辈通泻胃腑。他对于杂证中兼见胃肠实邪壅滞的病变，往往于主治方剂之中加入少许大黄，以去其壅滞，推陈致新，清降胃气。用小陷胸汤清化胃中痰热，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清降胃火，用枳实导滞汤清理胃肠、祛湿导滞，用泻黄散清泻脾家湿热，用平胃散除湿理胃，用桂枝加芍药汤理脾和络等，充分体现了他调理脾胃方法的丰富多彩。
刘氏说，调理脾胃既可以直接治疗脾胃病变，亦可以间接治疗与脾胃相关的病变。有些病变似乎与脾胃无密切关系，但若求之于中，却可取得较好效果，如大病久病调之于中，阴阳虚损调之于中等。诸如此类，古代医生积累了较多经验，值得学习和研究。
六、水证论水证是指人体水液代谢障碍、水液内留而不能排出体外所引起的病证。《内经》言人体禀木、火、土、金、水五行而生成，故水是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余不足，皆能致害。不足者即是燥证，有余者即是水证。水液在人体的代谢，《素问·经脉别论》论之精炼，与肺、脾、肾三脏及膀胱、三焦有密切的关系。水在人体内升降出入，循环不已。水液内留、停蓄为病，也与此三脏二腑的功能障碍密切相关，此人皆尽知者。不过，心脏属火，上居于胸，胸与火皆阳，为“阳中之太阳”。心脏阳气充足，则下焦寒水之气不能上冲为害；若心脏阳气虚弱，则下焦水寒之气便可能逆而上冲，致生诸病，这方面的生理和病理现象则为人所未能尽知者。
水邪致病，范围甚广。因为水饮变动不居，上下表里，无所不到。其在表为浮肿，在里为胀满，在上为眩晕昏冒、聋盲噫塞，在下为骛溏腹泻、小便不利，在心为悸动，在肺为咳喘，在胃为呕逆。刘氏指出，水证的治疗方法，《内经》已提出了具体的原则，《伤寒论》、《金匮要略》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包括许多至今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方剂，为医者要谨记勿忘。其中需要着重提到的是，仲景通过治心、通过温心脏之阳以治水的方法，今日不可不讲。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仲景苓桂术甘汤为温心脏之阳的代表方，用于今日临床上所常见的各种心脏病而具有水气上冲特征者，疗效十分可靠。在苓桂术甘汤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仲景治疗寒饮所惯用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即在某种程度上能治疗小青龙汤所不及的寒痰冷饮疾病，这也是一种不可偏废的方法。苓桂术甘汤去桂枝加白芍即是苓芍术甘汤，亦即《伤寒论》桂枝去桂第三卷４５加茯苓白术汤。桂枝走表利于上，而芍药走里利于下，桂枝利于阳，而芍药利于阴，此二方正好组成一个阴阳、表里的方阵。刘氏在临床上亦常将苓桂术甘汤与真武汤联合使用，如此者则表里并调，双补阴阳，更为全面。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仅认识到了一系列的能够准确反映水饮的症状和体征，如他所称“水舌”、“水色”、“水脉”、“水症”者，还创制了相当数量的治疗水证的有效方剂，凡此皆说明他十分重视水证证治，在水证辨证论治方面也十分精到。
临证特色
一、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经验慢性病毒性肝炎是现今临床上极常见的一种传染病，是由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肝脏的炎性病变。目前临床上所见主要为甲型肝炎、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各种原因所致肝炎在病原上虽有不同，其病理过程亦有差异，但其基本病变则有相当多的共性。在治疗上主要是以清除病原体、保护肝脏、恢复肝脏功能，以及处理合并症为目标。
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中医辨证论治方法往往因不同的医生而异。目前人们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有一致处，也有不同处。其一致处在于都认为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主要病因为“毒”邪，其不同处在于对病机是否兼见湿热、气滞、血瘀、脾虚、肾虚的认识上还有不少分歧。
刘氏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制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对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辨证施治方法。
他认为慢性病毒性肝炎之原始病因为湿热夹毒，此种病因从外界或经由口鼻、或经由皮腠进入人体。此时发病与否，还要视人体正气、情志、体内宿邪而决定。一旦湿热夹毒盘踞肝脏，肝脏疏泄功能即受障碍，气机郁滞，进而血脉瘀阻，这就形成了肝炎，这是肝炎的基本病机。在病变早期，湿热毒邪比较突出，偏重于气分，主要表现为气热、气滞、气逆；病至中期病邪入于血分，气分之邪渐退，病变则偏重于血分，主要表现为血热、血瘀、血虚。但无论早期还是中期，气分病变和血分病变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有时疾病才被发现即在血分，未见明显的气分阶段，因而不可以单纯根据疾病出现后病程的长短区分气血。在疾病的传变过程中，病可以从血分复出于气分，甚至在气分和血分之间出入进退，慢性活动性肝炎就属于这种情况。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由于肝气郁滞、血络瘀阻，三焦不能通调，或木郁土壅和湿困伤脾，或热伤阴血、肝病及肾，可能出现水液运行障碍，导致水臌或症积形成。
按照刘氏的认识，慢性病毒性肝炎的发生发展机理参见后图。
由此可见，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最基本的病变是湿热夹毒损伤肝脏以及继发的肝气郁滞和血络瘀阻，因而治疗的关键是清利肝脏湿热、解毒、理气、活络。此外，在疾病的中期阶段，根据具体病情，或兼用温脾、益气，或兼用滋阴、养血，随证治之。刘氏创制的柴胡解毒汤、柴胡活络汤、柴胡鳖甲汤以及经方柴胡姜桂汤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和方法。
从临床观察结果看来，慢性病毒性肝炎存在着气分和血分两种基本证型，绝大多数临床病证都属于这两种基本证型。这两种病证可以称之为“气分肝炎”和“血分肝炎”。根据经验，在对慢性病毒性肝炎进行辨证时，辨气血是最为关键的。
第三卷４６气分肝炎的基本证候特征是：肝区痞胀或疼痛、胸闷脘痞、纳差、恶心、厌油、烦躁、身体困重、不耐劳作、多睡眠、尿黄，舌体大、舌质红、舌苔黄厚腻，脉滑弦或脉大、脉数；望诊尚可见面生粉刺、面如蒙油垢，或面潮红，或白睛黄赤等征象。
血分肝炎的基本证候特征是：肝区痞胀或疼痛、身体疲乏、不耐劳作，烦躁，饮食基本正常，舌苔薄腻、舌体不大或见瘦小，脉弦细。有时血分肝炎可以无明显的自觉症状，这是因为毒邪深伏于血分，而不明显地表现于外的缘故。
在传统辨证标准以外，现代医学微观指标亦对气分肝炎和血分肝炎的鉴别有重要价值：一般而言，谷丙转氨酶（ＧＰＴ）升高以及球蛋白升高是肝炎病在气分的标志，而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ＨＢＶ－Ｍ或ＨＣＶ－Ｍ）阳性以及清蛋白降低是肝炎病在血分的标志，临床辨证时要善于利用这样的指标。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样的指标对气分肝炎和血分肝炎虽然有极重要的鉴别诊断意义，但在临床辨证时又不可拘泥，还应当与中医传统指标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有时ＧＰＴ异常而在中医传统辨证时没有见到明显的气分脉证，这时也要从血分去认识；反之，有时ＧＰＴ正常，但其病在气分的表现突出，这时即使肝炎病毒标识物阳性，也要从气分去认识。凡此又需要医生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灵活掌握。
至于治疗，气分肝炎即治气，血分肝炎即治血；气分入于血分者治其血，血分出于气分者治其气；气血同病者先治其气乃治其血。这是一般大法。气分肝炎以清热利湿解毒、调理气机为主，兼以疏通血络；血分肝炎既要清热解毒、调畅气机，同时也要活络祛瘀、养血和血。这是因为肝脏既主疏泄，喜条达，其气机的畅达能促进血脉的运行。而且肝脏又能藏血，故肝病恒多气血郁滞之病，因此其治疗也要兼顾气血，只是视具体情况而各有侧重。
治疗气分肝炎的基本方是柴胡解毒汤，治疗血分肝炎的基本方是柴胡活络汤。
柴胡解毒汤由柴胡、黄芩、茵陈、炙甘草、土茯苓、草河车、凤尾草、土元、茜草组成。此方能疏肝理气、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活血通络。
柴胡活络汤在柴胡解毒汤的基础上再加活血通络、养血和血的当归、白芍、泽兰、红花、海螵蛸而组成，因而其作用的重点在于血分。
此二方的加减化裁很重要。湿热毒邪甚或肝胆火甚者，用柴胡解毒汤加垂盆草、大金钱草、龙胆草清热解毒，名为三草柴胡解毒汤。肝区疼痛明显者，合用金铃子散（川楝子、延胡索）第三卷４７以疏肝活血止痛；大便不实而属于脾气虚者，加白术、茯苓健脾益气；若兼有中寒者，加炮干姜温中；尿黄明显者，加大金钱草、虎杖；ＳＧＰＴ居高不下者，加用垂盆草；絮浊试验异常、球蛋白升高、白蛋白降低，Ａ／Ｇ比值倒置，重用土元、茜草；乙肝标识物阳性者可加叶下珠；伴有黄疸者，合用茵陈蒿汤或栀子柏皮汤。茵陈清热退黄，为治疗诸黄的专药，无论阴黄还是阳黄，皆可使用。如果是阳黄，亦可单用一味茵陈水煎频服，其用量可达３０克以上。凡湿热发黄，用茵陈蒿汤后，黄仍不退，但正气业已渐耗，脾胃之气受损，阴分尚有伏热，如见手足心热，五心烦热等症，则转方用栀子柏皮汤治疗，其中用甘草扶助正气，利于邪实正虚者。总之，对于湿热发黄，用茵陈、栀子等清利湿热而退黄，治疗要有耐心。因为湿热缠绵，难以一时尽去，要缓缓图之，不可操之过急。务使湿热邪气尽去才可罢手，若留有余邪，有可能出现反复，更加难治。
又有一种湿热较重的病证，口渴喜饮，舌苔黄厚而腻，需用三石柴胡解毒汤，即柴胡解毒汤加生石膏、滑石、寒水石。有些慢性活动性肝炎病例ＡＬＴ居高不下，用柴胡解毒汤往往效果不显，这时应该使用本方治疗，一般能够取得较好效果。
也有暂时不宜用此二方而转用它方的情况，如出现新病（新感外邪），即治其新病；又如某种合并症突出，则暂治其合并症。慢性肝炎如果失眠可用黄连阿胶汤治疗。如果肝炎腹满，用《伤寒论》厚姜半甘参汤治疗。一患者腹胀难忍，午后犹甚，自觉有气壅滞于腹中，上下不通，投一剂而其病若失。此方的使用一定要注意剂量比例，厚、姜、半用量大而参、草用量相对较小。
凡此完全遵循《伤寒论》“随证治之”原则。
若疾病出现阴证机转，湿甚伤阳，以致脾气虚寒，而成为肝热脾寒证者，转方用《伤寒论》柴胡姜桂汤。方用柴胡、黄芩疏肝理气、清泻肝热，用桂枝、干姜、炙甘草温中散寒，用牡蛎、瓜蒌根散肝脏邪结。脾气虚者可再加党参，有水饮者可另加茯苓。
若以肝区疼痛为主诉，或肝炎病痊愈后惟见肝区疼痛者（可谓之“肝炎后遗症”），予柴胡止痛汤，此方亦为刘氏自制。其方
组成：柴胡、延胡、川楝、当归、白芍、刘寄奴、土元、茜草、皂角刺、片姜黄、海螵蛸、枳壳、紫菀。此方在养血活血、化瘀通络的同时，注意调畅气机，这是考虑到气血运行相互促进的关系，气行则血行，血行则痛止。如果胁下拘急疼痛，食少乏力，脉弦而缓，用柴胡剂不效，此为土衰木乘，治之宜用小建中汤扶脾培土而伐木缓肝。待其痛止之后，如果病情需要，再用疏肝之剂。根据刘氏的经验，慢性迁延性肝炎，右胁放射性疼痛，上达肩胛，下至腰部，或见右臂与手指麻木，下午腹胀，脉弦而缓，用本方有效。
若阴虚血热转甚，证见五心烦热、衄血，或遗精，舌红绛，脉细数者，用刘氏自制柴胡鳖甲汤。方用鳖甲、牡蛎、玉竹、生地黄、麦门冬、沙参、白芍滋阴养血柔肝，用土元、茜草活血通络，配合鳖甲、牡蛎软坚，少用柴胡疏肝理气，并引诸药入于肝。有湿热者加用茵陈清利湿热。
根据刘氏的经验，病毒性肝炎要慎用补法，尤其在疾病初期更是如此。此病湿热夹毒，邪气较甚，气滞血郁，往往因其湿重和气滞而见有身倦疲乏、不耐劳作的症状，似乎气虚，断不可早用补气。而由于热及血分，血郁血热，往往有五心烦热，似乎阴虚，断不可早用滋阴。只是到了疾病的中后期，正虚突出，始可补虚。不过即使此时，也尚未可单纯用补，还是要兼顾其病邪实的一面。
在饮食护理方面也要严加注意。其中较重要的有三条：一者注意饮食清淡，忌食荤腥油腻。不少患者错误地以为得病以后要加强营养，大量进食高蛋白食物，或囿于肝炎需要高蛋白以利于肝细胞修复的理论而大量摄取，殊不知其结果适得其反。临床因此种原因而致肝病加第三卷４８重或病情反复的比比皆是；其二要注意适当休息，不可使脑力及体力过度疲劳；其三要节制房事，切忌耗伤气精。肝脏本已病困，复耗肾之阴精，虚其母，此正所以薄其恢复之望。
二、治疗肝硬化的经验肝硬化是当今临床上的常见病，是一种由不同原因引起的慢性进行性弥慢性肝病，目前临床所见者多为肝炎后肝硬化。此病临床早期可无症状，后期出现肝功能减退、门脉高压和多系统受累等多种表现。此病在古代主要称为“单腹胀”、“臌胀”。刘氏认为，此病与一般水肿不同，它主要由于不同原因影响肝的疏泄，进而引起肝脏血络瘀阻、三焦水液运行障碍所致。此病之水液停积于腹中，或兼散于体外，这虽然与肺、脾、肾三个水液代谢的主要器官不无联系，但其基本病变在肝，而不同于一般的水肿，故其证治与一般水肿不同。古人将此病归于“四大难治证”，而并未说水肿是四大难治证之一，这就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问题。总之，此病若在早期，治疗正确，每能痊愈。若到晚期，病变趋于更加复杂，气血俱病，虚实互见，寒热错杂，治之十分困难。
根据刘氏的经验，在肝硬化的早期阶段，治疗一方面要祛除病因，另一方面要调畅肝气，活血通络，与前述慢性肝炎的治疗原则上是相同的，可以用柴胡活络汤为基本方，随证化裁使用。
这是因为早期肝硬化与慢性病毒性肝炎在病理改变上是交叉的，病机接近于一致，所以治疗就基本相同。若肝功能损害明显，转氨酶增高，仍用柴胡解毒汤；若出现蛋白质代谢异常，尤其是清蛋白降低，则重用土元、茜草；如果出现阴证机转，见大便溏薄、腹中隐痛、面黄脉软，则用柴胡姜桂汤疏肝和络、温中散寒。临床观察结果提示，慢性病毒性肝炎若出现慢性腹泻，往往是疾病有转变为肝硬化趋势的反映，多由肝郁气滞、血络瘀阻加重、肠道郁血、脾虚不运所致。早期肝硬化出现慢性腹泻则表明疾病有进一步发展，有出现腹水的可能，应引起医生的警惕。
肝硬化中、晚期，由于出现腹水臌胀，治疗时不仅要调畅肝气、活血通络以及针对病因而清热解毒，同时还要考虑疏通三焦，通利水道，消除腹水，标本同治。这时在辨证上“谨察虚实”是十分重要的，即要认真辨析虚实。形寒肢冷为虚，气怯疲软为虚，大便稀溏为虚，脉沉细弱为虚；烦躁易怒为实，大便燥坚为实，面红目赤为实，脉弦滑大为实。根据刘氏的经验，审察正气之虚实，固然要全面地平脉辨证，但辨大便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大便秘结者，即使形气不足，邪气实也是主要的症结，可任攻邪；而大便溏稀者，即使舌红苔黄，脉实大浮滑有力，正气虚也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治疗时不可不顾护其正气。此时的“虚”主要是脾气虚寒，需要温中益气。医生不可因其舌红脉实，而不敢运用温补。就临床所见，失代偿性肝硬化见大便溏者十有六七，这种现象从一个方面说明正气虚是肝硬化病变过程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医生在治疗时要注意顾护正气或扶助正气。由于腹泻、便溏是很普通的临床表现，看似无关紧要，容易被医生忽略，故此不惮其烦，强调再三。
在活络利水的同时扶助正气，攻补兼施，这虽然不能见显效于眼前，但可以留人治病，赢得时间，而最终可望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如果一味峻攻猛逐，却是虽可以见立竿之效，而亦必见旋踵之害，不可不慎。古人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朱丹溪在《格致余论·臌胀论》中说：“医者不察病起于虚，急于作效，炫能希赏；病者苦于胀急，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肿愈甚，病邪甚矣，真气伤矣，去死不远。”“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余年，根深第三卷４９矣，势笃矣，欲求速效，自求祸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中晚期肝硬化腹水患者的正气虚损主要表现为肝、脾、肾的虚弱。其以脾气不足为主者，可选用实脾饮、寒胀中满分消汤。如果偏于热，亦可用热胀中满分消汤，必要时，此类方剂中的“参”，若用党参则嫌其力弱。如果兼见肾阳虚寒，成为阴水，证见大便溏薄，畏寒气怯，四肢不温，脉沉而软，小便不利，面色黧黑，心悸头眩，可用真武汤温阳利水。如果肾气不足，气化不行，可用济生肾气丸。正气大虚者，可暂时以扶正为主，保元汤可以选用。水邪较甚，腹满脉急者，亦不妨暂时用西药安体舒通等利尿药作“冲击治疗”，是为急者治标。
中期肝硬化腹水不盛而腹胀较突出者，可用经方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治疗。此方药简力专，见效颇快。医者不要以为此方无利水之品而不能治腹水，不要以为此方方小而不能治此大病。曾治北京一阴姓女患者，３年前确诊为肝硬化，就诊时主诉腹胀，尿少，疲倦乏力，纳差，大便干湿不调，形瘦，面赤，舌红，脉软。Ｂ超提示有少量腹水存在。投厚姜半甘参汤７剂，腹胀十减七八。当然，此方的主要作用是理气除满，对肝硬化本病的作用尚嫌不足。
早中期肝硬化有表现为三焦火盛者，患者烦躁易怒，失眠多梦，口渴咽干，面红目赤，腹胀便结，尿黄短涩，甚或牙龈出血，脉弦滑大，舌红苔黄。此时即使有腹水存在，也要用苦寒直折其热，投黄连解毒汤有效，能够扭转病势。但是应当注意，此时火盛毕竟是标，苦寒不可久用，火平即要停止。
还有一种情况，腹水而兼有肝肾阴虚、血分有热的病机。由于这种病机是与腹水并存的，利水则进一步伤其阴血，滋阴则助长水湿。一般人障于腹水之一叶，不敢使用养阴方法，而往往也不会使用滋阴利水法，刘氏所自创的柴胡鳖甲汤对此证正为适用。此方重在养阴，兼以祛瘀通络，并不刻意治水，但不少患者在服药一段时间后，不惟阴虚血热的症状明显改善，而且腹水也得到明显减轻甚至消失。北京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于某，患慢性病毒性肝炎多年，后演变为肝硬化，腹胀尿少，五心烦热，口渴纳差，消瘦疲乏，舌红脉数。Ｂ超检查提示有少量腹水存在。刘氏处柴胡鳖甲汤，服药后逐日好转，２个月后临床恢复。
又有一种情况，腹水病程较长，虚实夹杂，虚多实少，病者胀急，不宜缓补，而实际上用补药也不会迅速取得明显疗效；但又不可峻攻，否则正气不支。刘氏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制了“白玉汤”，用于此种情况，效果较好。其方剂
组成：茯苓、玉米须、白茅根、抽葫芦、冬瓜皮、大腹皮、益母草、车前草、土元、茜草、川楝子、延胡、紫菀、枳壳。此方通调气机、理血活络，上利肺气以行治节，下开水府而畅三焦，虽有去水之力，然无伤正之弊，施用于用补不应者，每获良效。
肝硬化与慢性病毒性肝炎的饮食调护相同。
三、治疗心脏病的经验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为阳中之太阳，心脏之阳为君火。心脏其所以能不息地搏动，从生到死，无有歇时，主要依赖阳气的运动；心脏主血脉与主神明的功能也依赖于阳气。心脏以阳气为用，故心脏病亦恒多阳气之病，或阳气太过，或阳气不足。然就临床观察所见，在现代医学所称的心脏病中，其证属心阳虚者多而心火旺者少。如果心阳虚衰，坐镇无权，不能降伏下阴，下焦水寒之气即可能乘虚上冲心胸，尤其是在脾肾阳气同时虚弱的情况下，下焦水寒之气上冲更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所以心脏病又多见水气上冲之证。其治疗宜温养心脏之阳以治其本，第三卷５０而用降逆下气、利水消阴以治其标。经方苓桂术甘汤是基本方，无论哪种心脏病，只要其临床表现符合水气上冲的特征，就可以也应当使用这一治法。
胸中为阳位，清虚之地，水寒为阴邪，故阴邪闭阻，虚阳被遏。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为以邪实为主的痰饮痹阻证，而心阳虚弱的症状反不突出。对这种病证的治疗要以祛邪为主，消阴邪、通阳气，而后乃扶正固本。
单纯性心火亢盛证主要见于高血压性心脏病或高冠心。心火亢盛合并心肾阴虚以及单纯性心肾阴虚证，从理论上讲，都是继发形成的。这类病证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对单纯心火亢盛证的治疗宜用苦寒直泻心火；后两种情况则苦寒清降与甘寒或咸寒养阴合用，或者纯用咸寒养阴，并佐用重镇潜阳之品。
要注意的是，无论阴虚还是阳虚，由于阴阳互根的道理，到后来都可能出现阴阳两虚的病变，张仲景炙甘草汤就体现了这种治法，是治疗心脏病阴阳两虚的代表方。
至于心脏病中瘀血的问题，往往是继发的。心脏病确有夹血瘀为病者，但是瘀血既非心脏病的共性，也非疾病之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瘀血阻络是继发于心阳虚衰和水气上冲之后的病变。所以活血化瘀不是治疗心脏病的根本法则。刘氏治疗心脏病较少单纯使用活血化瘀之法，即使有明确的血瘀现象，也只是在主方的基础上加入少许活血之品，其指导思想即在于此。
心脏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表示如下：根据刘氏的经验，心脏病可以按如下类型分而治之：（一）心火亢盛临床特征为心烦，急躁易怒，胸闷，头晕，头胀，头痛，尿黄便燥，舌红苔黄、脉滑或大；其人多形盛气实，或颜面为脂溢性皮肤。这种类型多见于高血压性心脏病或高冠心，参考辨证指标为高血压、高血脂。治疗宜用苦寒直泻心火，可用三黄泻心汤或黄连解毒汤化裁，血压高者与三草降压汤联合应用。
（二）心火亢盛心肾阴虚此型的临床特征为心烦失眠，心悸，口渴，舌红，脉细数。治疗用黄连阿胶汤泻心火、滋肾阴。此方用黄连、黄芩，得三黄泻心汤之半；然阴气已虚，故有阿胶、芍药滋养心肾之阴血，此有炙甘草汤养心阴之意。然彼者心脏之阳不足，故不用芍药；此者心火过旺，故芍药可用。
第三卷５１（三）心肾阴虚亢阳化风此型的临床特征为心悸动不安，身体振振然动摇，头晕，眠差，虚羸少气，动则喘喝，脉细弦或结代，舌红少苔。治疗宜用三甲复脉汤滋养心肾之阴，镇潜熄风安神。
（四）心阳不振其主要辨证指标为胸闷或心慌，欲得按之，舌淡、苔白，脉促或脉细。治之宜温养心阳，用桂枝甘草汤或桂枝去芍药汤。此二方看似简单，药力薄弱，其实如果辨证准确，患者服汤后往往心悸定，胸闷止，有云开雾散之感。如果心阳虚弱较重，证见脉微恶寒，四肢不温，亦应遵循张仲景方法，用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温心肾之阳而散寒。《伤寒论》桂枝甘草剂，如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小建中汤等，皆可依据仲景辨证论治方法选用。
（五）心阳不振痰饮凝阻临床特征为胸闷或闷痛，彻背连肩，舌苔白腻，脉滑。先祛邪后温阳，用瓜蒌薤白白酒汤。
如果兼有失眠，瓜蒌薤白半夏汤，通心胸之阳而化痰安神。如果兼见胁下气逆，上冲于胸，用枳实薤白桂枝汤，通阳降逆。刘氏在治疗此型病证时，也用《金匮要略》茯苓杏仁甘草汤。
（六）心阳虚弱水气上冲这种病证临床最为多见，刘氏称之为“水气上冲”性心脏病。根据刘氏的经验，水气上冲的特征可归纳如下：水舌：舌质淡嫩，舌苔水滑。这是由于阳气虚弱，水饮从下而上，在舌象上的反映。
水色：即面色黧黑或面见“水斑”。所谓“水斑”，即见于额部或面颊、目下、颧部、下颌部位的褐色斑点，其色黯滞。此由于水之色黑，水邪为患，故面色黧黑；水寒久客，而心不华面，荣卫凝涩，故面生水斑。这种表现在临床上往往被认为是瘀血所致，而多用活血化瘀之法。但刘氏认为此是阳虚水气上冲的确切特征，用温阳化饮方法治疗，效果甚佳。
水脉：脉沉弦。脉沉主水，弦主饮，两种脉象皆属阴脉，反映水寒为病。
水症：水气凌心则悸，阻闭心胸之阳则胸闷、短气、喘息。水为阴邪，阳虚为阴病，夜晚属阴而阳气渐退，故胸闷等现象有夜间加重的倾向。此外，若水气上冲于头是头晕目眩、咽噎耳鸣、脸面浮肿。
水气上冲性心脏病的基本治疗方法是温心阳、化水气、降逆气，其基本方剂是《伤寒论》苓桂术甘汤。无论何种心脏病，只要具备上述水气上冲特征，就可以使用该方，并根据具体病情加减。如若头晕较甚，其舌大者，是为水湿阻碍清阳，则加泽泻，取法于《金匮》泽泻汤；若胸闷脘痞、呕恶、苔腻，此属痰湿内阻，加半夏、橘红，则二陈汤已寓其中；若肝气激扬，气冲作嗳，头晕目胀，可加白芥子、夏枯草疏肝下气；若血压偏高，头目胀痛，此为肝阳引血上逆，加夏枯草、益母草、龙胆草（此为“三草降压汤”，刘氏临床习用此汤治疗高血压之具有肝火特征者）以降气血之逆；若胸闷较重，舌苔白润，此为寒凝突出，加重桂枝，甚者加附子以温通阳气；如果心前区疼痛控背，手臂麻木，舌有瘀斑，是为夹有瘀血，则加红花、茜草以活血化瘀，此为“苓桂茜红汤”，亦可加丹参、郁金，以加重活血化瘀力量；若心悸明显，胸闷短气，入夜尤甚，则加炮附子、第三卷５２人参；烦躁者，加龙骨、牡蛎重镇安神；冲气突出者，亦须加重桂枝降逆平冲；少气明显者，加用党参（或太子参，重者用丹参）；如果同时见有血瘀征象，则再加入沙参、丹参，这便成为“苓桂三参汤”。此方对于水气上冲性心脏病合并有明显气虚血瘀病机者，效果甚佳。
如果脉结代，其属中气虚陷者，加入参、芪益气升提；合并气阴两虚者，则苓桂术甘汤与生脉散合方；如果舌淡白如纸，下肢浮肿而小便不利，则以苓桂术甘汤与真武汤合用，或二方交替使用，同时宜再加用党参；如果小便不利比较突出，则方中甘草一味必须减量或者去而不用，再加猪苓、泽泻，是取五苓散法。由于有党参的存在，能够益气、化气行水，是春泽煎法。本为阳气不振而水气上冲的阴性证候，然亦有水蓄久之而蕴热者，这时舌苔转为黄厚腻，舌质微红，口反渴，纯用温药于病不妥，则取桂苓甘露饮意，于方中加入生石膏、寒水石、滑石。脉迟者为阳虚寒凝，参、附在所必用；如果寒凝无汗，可以将苓桂术甘汤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合为一方；如果脉数而无力，多为阳虚阴逼，心阳虚浮所致，亦需使用人参和附子益气温阳，用五味子收敛，用龙骨和牡蛎潜镇。
（七）心阳虚弱水气泛滥此型的临床特征是：心悸，头眩，小便不利，身体浮肿或沉重、疼痛，或大便不实，手足不温，恶寒，舌淡苔白，脉沉，治之宜用真武汤温心肾之阳而利水。
（八）心阴阳两虚其临床特征是心动悸，即心悸并伴有明显的身体同节律的振动感，脉结代。治之用炙甘草汤，此较之复脉汤多桂枝与生姜辛温通阳之品（从源流上讲复脉汤是炙甘草汤去辛温之姜桂而成）。临床上观察到，姜桂不仅有温阳通脉的作用，而且还可以预防或减轻麦冬、地黄诸阴寒凝敛之品对脾胃可能的副作用。如有的患者在服复脉汤以后脾胃之气受到抑制，出现纳呆、脘痞症状，当加入姜、桂以后，这类症状即可消失。后世温病学家有时对温热性质的药物畏若蛇蝎，如用小青龙汤要去麻、辛，用炙甘草汤要去姜、桂，一概而论，未免太偏。此是有感而发，尚望同道留意焉。
以上为心脏病在临床上的几种主要的和常见的证型，此外还有几种情况也值得提出，如少阳、厥阴为枢，肝、胆的疏利有助于心阳的运布，有助于心脉的通畅。若肝、胆失于疏利，则有可能影响于心，使心阳内郁，使心脉迟涩，治疗宜用小柴胡汤疏利肝、胆。如果同时见有项背强痛、肩臂疼痛或麻木者，表明病涉太阳，当以小柴胡汤合桂枝汤两解太、少。如果以气机郁结为主，以致心烦易怒而又手足不温者，则当用四逆散疏而泻之。又有肝郁而脾虚者，肝郁使心脏之血气不畅，脾虚使心脏之血脉不充，因而可能引发心脏病变，其治疗宜用逍遥散疏肝健脾，兼有郁热者，用丹栀逍遥散治疗。又有阳明胃热而又上熏于心，见虚羸少气，心悸不宁，口渴，面垢，脉大而芤，舌红苔黄，用竹叶石膏汤治疗。
四、治疗眩晕的经验眩指目眩，即眼前发黑；晕指头晕，即感觉自身飘忽不稳、周围物体运转不定，故在有些医书中，“晕”又作“运”，“眩”又作“旋”，其义相同。眩晕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种病证。
第三卷５３眩晕要与头昏相鉴别，头昏在古书中也称“昏冒”，指患者感觉头目昏糊不清，如压如裹、如醉如迷。金人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所谓“昏迷”者，即是指的这种症状。他说：“运为运转之运，世谓之头旋者是也；冒为蒙冒之冒，也谓之昏迷者是也。”古人对眩晕病因病机的认识大要以虚实分之，其属实者无非风、痰、火；其属虚者多为阴阳气血不足。古人所谓“无痰不作眩”、“无风不作眩”和“无虚不作眩”的说法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根据临床观察，眩晕的中心病位在于脑。头为清空之地，脑为元神之府。清空之地决不能容邪，如果邪气扰之则可能作眩；元神之府需要阴阳气血营养，所以阴阳气血不足亦可能导致眩晕。在实证眩晕之中，由风、火、痰所致者最多，这是因为头为至高之地，唯风与火能抵达，而痰既能生风，又能随风而升。故熄风、清火、化痰是实证眩晕的三大治法。在虚证中，由气虚、血少、阴亏和阳弱所致者皆较常见。
需要注意的是，临床上常见有虚实夹杂的病证，其中因虚而生风者与阳虚而夹饮者较多。
因而在治疗上，补虚与熄风、温阳与化饮往往同时并用。
刘氏受张仲景学说的影响较大，故他特别强调少阳风火上旋以及阳虚水饮上逆在眩晕发病中的重要性。证之临床，这两种类型的眩晕在实际病例中也确实占相当大的比例。少阳属东方风木，内藏相火，喜条达而恶抑郁，若少阳郁勃，相火内发，则少阳风火上旋，干扰清空，导致眩晕。《伤寒论》２６３条提出“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其中目眩一症的提出就是对这种病变规律的把握，说明了少阳抑郁致眩的某种必然性。至于阳虚不化，寒饮上干头目而致眩，其病变机理是十分明了的。
刘氏在临床上对眩晕一证，主要分为如下几种类型进行辨证论治：（一）风证眩晕少阳胆与厥阴肝互为表里，应东方风木。风木之气善动，动则为眩为晕。故肝胆病有产生眩晕的倾向，这种眩晕可以称之为“风证眩晕”。少阳证眩晕的临床表现特征一般符合《伤寒论》所总结的“柴胡八症”，即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脉弦。在杂病临床上，往来寒热常常不见。此外，对此类型病证特征的认识，还要遵循《伤寒论》第１０１条所言“伤寒、中风，有柴胡症，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原则，不要拘泥于八症必备。治之宜用小柴胡汤疏泄少阳、清泻相火，少阳气畅则相火温煦，相火温煦则风不上旋，而眩晕止。若相火内郁过甚，导致腑气不通，形成结实，出现舌红苔黄，大便干秘，心下急结，呕吐频繁，则用大柴胡汤疏泄少阳，兼通腑泻热。
厥阴肝风眩晕每由肝血不足或肝火上炎引起，而肝气郁结也是导致肝风眩晕的常见原因。
肝火化风作晕者用羚角钩藤汤；肝脏阴血不足作眩者用镇肝熄风汤；肝气郁结作眩者用逍遥散或丹栀逍遥散。刘氏治疗阴血不足而肝气偏盛的眩晕每每重用归、芍，以此二物能养阴血而敛肝气。刘氏追忆说，早年治一人患眩晕，知其肝血不足而肝阳不潜，用药似无不妥，却屡治罔效。后患者易医治之得愈，觅得其方而视之，所处方药基本相同，唯其方重用“魁白芍”一两，自斯始知收敛肝气、平抑肝风要重用芍药。
（二）火证眩晕火性上炎，火能生风，风火上干清空则眩晕作矣。此种眩晕必见一派火热之象，如心烦口第三卷５４渴、便秘尿黄、头昏或胀痛、舌红苔黄、脉洪大或滑数。此证往往有突然昏倒，牙关紧闭，或舌謇语强，治之宜用黄连解毒汤清热降火。火甚者可再加龙胆草以加强泻火之力；如果大便燥结，在黄连解毒汤的基础上加入大黄一味，是为栀子金花汤。如此火清则阳潜，阳潜则风自熄，而眩晕自止。然火甚者多见阴伤，清热用苦寒，熄风用甘寒，因而在火甚伴阴伤时，一方面要用芩、连、山栀清热泻火，一方面要用生地、白芍、玉竹、丹皮养阴制热，另外羚羊角、石决明、钩藤等凉肝熄风之品亦应斟酌加入。
（三）痰（饮）证眩晕痰饮眩晕是眩晕的一大类型，临床上所见到的病证又可以分为水饮眩晕和痰证眩晕二类。
若水蓄下焦，气化不行，水气上冲头目而见眩晕者，其特征有小便不利，小腹满，口渴喜饮者，治之用五苓散化气行水。《金匮》载五苓散主证时言“有巅疾”，“巅”指头目，故巅疾包括眩晕在内。若水饮停于中焦，上冲头目而致眩晕者，其特征有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胸闷短气，治之用苓桂术甘汤温心脾之阳而消饮。如果水饮在上，局灶性地阻碍头目，以至于“其人苦冒眩”而无他症者，则用《金匮》泽泻汤直捣其穴。五苓散中包含有泽泻汤，而刘氏在使用苓桂术甘汤时，若见苔白而厚、舌体硕大者，每于方中加入泽泻一味，亦是用泽泻汤之意。若阳虚较甚而病及命火者，其眩晕必伴跗肿，小便不利，心悸，四肢逆冷或四肢沉重疼痛，或下利，甚至身体振振然动摇，欲擗于地，此证则要用真武汤温阳利水。其方术、附并用，包含有《近效》术附汤之义。若脾虚不运，化生痰饮，阻碍头目，致令清阳不升而作眩晕者，则用东垣半夏白术天麻汤。
（四）虚证眩晕临床上常见有气虚眩晕、阴血虚眩晕和阳虚眩晕。阳虚眩晕多有水饮作祟，即真武汤所主之证，已如上述。单纯血虚者见面色萎黄、舌淡脉细，用四物汤加荆芥穗治之。中气虚陷而致眩晕者，用补中益气汤。气血两亏者，用八珍汤双补气血。若中气虚而兼有痰饮者，则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已如前述。
五、治疗失眠的经验失眠是以病理性的、非人为因素的不能入睡或不能熟睡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症。就临床所见，失眠可表现为入睡困难，或觉醒过早、醒而不复入睡，或长时间处于或昏或清、欲睡未睡的状态，甚者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古代称“不得眠”、“不寐”、“不得卧”、“不得卧寐”等。由于睡眠不足，患者常有相应的伴随症状，如憔悴、委顿、焦虑、头痛、头目昏沉、神明不精、记忆力减退等。目前人类生活节奏紧张，社会及家庭压力较大，诸如此类，使失眠的发病率不断升高。
西药镇静催眠药虽然起效快、作用可靠，但容易引起耐受性、习惯性和成瘾，而且这类药物往往也有不少副作用甚至毒性，故中医药治疗失眠的经验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人类正常的睡眠由心神所主，神出则寤、入则寐。心血充足，血脉通畅，阴阳平和，则睡眠正常。不过心主睡眠的生理过程不是孤立的，它与其它脏腑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尤以与肝、脾、肾、胃的关系最为重要。因为肝藏血，血舍魂，人卧则血归于肝而魂归其舍，睡眠得安；脾主运化，生化气血，为心主神明物质基础的来源。心肾同为少阴，心为君火，肾为真水，心火下达，肾第三卷５５水上潮，心肾相交，共同维持人体的阴阳和谐。而胃直接居于心下，胃气一有不和即可能影响心神，所以胃气的平和也是神静眠安的一方面的条件。
失眠的基本病机是心神出而不入、动而不静。心主藏神的物质基础不足则心神不安，出入失常，如气血阴阳不足则心神虽能入归其宅，但不能得到养护与敛藏，则不能安静，可以失眠，这就形成了虚证失眠；若邪气内扰心宫，甚至阻碍心神入归之道，则心神游弋于外而不能归藏静翕，同样可以导致失眠，这就形成了实证失眠。就临床所见，火为失眠的最常见病因，这是因为睡眠本是动转静、阳转阴、开转翕的过程，需要收敛、需要平静，是为阴气用事。而火为躁动、为开散，故体内有火最易导致失眠。实火可以导致失眠，虚火同样可以导致失眠。火证失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心烦，是火证必见心烦，见心烦必为火证，这是规律。失眠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血虚，这是因为心主血，肝藏血，血属阴，为神与魂静居之地。所以清火与养血是治疗失眠的两大方法。实火可泻，虚火宜补，或兼清泻。但在具体使用时要分清脏腑病位，火有但在于心者，有在肝胆或在胸膈而及于心者，治之要有针对性。血虚亦有心血虚、肝血虚或心脾两虚的不同，治之各异。此外，临床病证是复杂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纯实纯虚者仅十之一二，医生对此又不可不知。
应该注意的是，除了火热以外，痰邪也是实证失眠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故治痰也是失眠的常用治法。又心为君火，以阳气用事，如果阳虚有寒，心脏主神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也可能导致失眠，此属阴证失眠，治之当温养心阳，心阳充盛则神安寐安。
刘氏在临床对失眠一症的辨治，主要按如下几种类型辨证论治：（一）心火亢盛证见失眠、心中烦、脉滑、舌红苔黄，或急躁易怒，火热上攻则头痛头晕，甚或热盛动风而见振掉、麻木、偏瘫之症，大便干燥，小便短黄。治之宜清泻心火，苦寒直折，用黄连解毒汤。兼大便不通者用栀子金花汤，即于黄连解毒方中再加大黄通腑泻热。兼有血压高者，于黄连解毒方中加入三草降压汤。三草者，龙胆草、夏枯草、益母草是也。兼见阴血不足者，转方用朱砂安神丸。方中用黄连、朱砂清泻心火，重镇安神，用当归、生地养血制火，甘草缓火之急。朱砂临睡冲服，多可获覆杯而卧之效。然朱砂含有汞毒，不可多服，更不可久服。
（二）胸膈郁热此证以失眠伴见心胸烦闷为特征，由无形邪热郁于胸膈，扰乱心神所致，《伤寒论》所谓“虚烦不得眠”是也。多见舌红、苔薄黄或黄腻，脉数。治之用栀子豉汤清宣郁热，栀子苦寒清心火而除胸膈间邪热，佐以豆豉宣而散之。辨此证重在抓住心胸中烦闷不宁、舌红苔黄为主症。栀子豉汤在临床较少单独使用，多与其它方剂联合运用，或仅于它方中加入栀子一味清热宁心，除烦安神。
（三）阴虚水热互结热扰于心，故失眠，伴见心烦，此外由于水热结于下焦，故尚有口渴，小便不利，舌红苔少，脉数，治之用猪苓汤。方中用猪苓、茯苓、泽泻、滑石，利水清热，导心火于下，由小便而出；阿胶育阴养血而敛火。火清阴充，故神得安居静翕，睡眠恢复正常。
第三卷５６（四）心火亢盛肾水不足证见不得卧寐而心中烦，口干口渴，舌红绛、苔黄，脉数或脉洪大，此由肾水亏于下、心火亢于上所致。阴亏火旺，故心神不安，不得卧，治之用黄连阿胶汤泻南补北、清火滋阴。水壮则火熄，心静则神藏，故睡眠得安。
（五）痰火扰心证见失眠、胸闷、惊悸不安，脉滑，舌红苔黄腻，此由痰饮阻碍心神入归之道，以及火扰于心所致，治之宜温胆汤化痰饮而除热。使痰饮去除，则阳能入于阴、神能归其宅，此暗合《内经》半夏秫米汤意。若热气甚者则加黄连或再加黄芩，是为黄连温胆汤或芩连温胆汤。如果兼有血虚，则用十味温胆汤治之。
（六）血虚失眠此种类型主要与心、肝、脾三脏有关。以肝血不足为主者用酸枣仁汤，肝血足则魂归于肝而夜寐得安；如果心脾不足、气血两亏，证见失眠、心悸、少气、疲乏，面色不华，舌淡苔白，脉细弱无力，则用归脾汤补益心脾，如果心血虚，用天王补心丹。
（七）肝郁脾虚脾虚气血生化之源不足，则血少不能养神；肝郁则气机不畅而内生郁火，火扰于心，由此可以导致失眠。证见失眠、烦躁、胸闷、头晕、脉弦细。此证多见于女性患者。治之用丹栀逍遥散调畅肝气，补益脾土，兼以清热。
（八）心阳不足此型在临床上比较少见，系由心阳亏虚，神明不安所致。张景岳所谓阴寒大制元阳，“阳为阴抑，则神索不安，是以不寐”，正说明了这一机理。戴元礼也提到“阳衰不寐”。证见失眠、惊悸不安、胸闷，脉细，舌质淡、苔白，治之用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方中桂枝甘草温养心阳，龙骨牡蛎重镇安神、潜纳阳气，蜀漆（即常山）祛痰，使神能入归其宅。
刘氏特别指出，治疗失眠要注意标本结合的原则。必伏其所主，掌握根本原因，从本治疗，治其所起之因，则无有不酣睡者。针对病因治疗，则近期效果好而远期效果亦佳。不过，在治本的同时，医者也应该兼治其标，也就是斟酌使用镇静催眠药物。刘氏在临床上较多地使用酸枣仁（炒）、夜交藤、合欢皮、合欢花、龙骨、牡蛎、珍珠粉、珍珠母、石菖蒲、远志等。个人体会到，这类药物能够直接作用于心神，引心神入归其宅，故治疗失眠能取得较好的疗效。如此标本结合，效果更佳。
此外，就临床所见，失眠有时只是作为某种疾病的一个症状出现的，这时只需治疗主要的疾病，而不必刻意治疗失眠。待主要疾病痊愈，失眠这一症状也多会随之消失。例如身痛证、瘙痒证等疾病，患者往往因为疼痛或瘙痒而睡眠不安，此时只要治其疼痛或瘙痒即可，痛止、痒罢，则能安眠。
第三卷５７六、治疗咳嗽的经验咳嗽是临床上较常见的一种病症，是肺系病变的反应。无论何种病因，只要它侵入了肺系或影响了肺气，皆可能导致咳嗽。咳嗽反映肺气的上逆，或者说是肺气的不降。但从病理生理的角度来讲，咳嗽更是肺气在病因的影响之下的宣发反应。一般人都认为肺气宣发是单纯的生理现象，是宣发五谷味，宣发卫气，使之熏肤、充身、泽毛，其实肺气亦能宣发进入肺系的邪气。在论述咳嗽发生的机理时，人们之所以但言肺气不降，而不言肺气宣发，这或许是为了将病理反应与生理现象区别开来。邪气影响于肺，导致肺气不降，既可以引起咳嗽，又可以引起吼喘，其间的病理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古人一般未予阐明。其间的区别就在于：咳嗽是肺气能够宣发，或者说能够“上逆”，肺气是宣畅的，故咳；如果肺气不畅，壅塞于胸中，欲宣发而不能，欲肃降而不得，这样就导致了喘的出现。这种病理生理的不同决定了咳嗽与喘治疗方法的某些差异：治咳一般要顺应肺气的宣发，用药物宣散邪气，而不能逆其宣发之势，一味地降逆止咳，若如此则抑制肺气，可能闭门留寇，遗人疾患。对喘证的治疗要亦宣亦降，调畅肺气，从而使肺气得以正常地宣发和肃降，如此则喘逆可平。
治咳嗽要注意顺应肺脏的宣发之性，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更重要的原则是要消除引起咳嗽的病因。治病必求于本，本就是引起咳嗽的病因：寒者温而散之，热者辛凉宣散，湿者芳化之，燥者润散之，各制其宜。
人体正气虚弱本不会导致咳嗽，其所以咳嗽者，仍为有邪。惟其有邪，故咳；惟其正气不足，宣发无力，故显示虚咳的特征，迁延不愈。此为虚实夹杂之证。从来咳嗽无单纯的补益之法，治虚咳也要于补益之中并用消导，其道理正在于此，如加味救肺饮、参苏饮、清燥救肺汤等方剂皆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刘氏对咳嗽的辨析十分精细。据临床观察，咳声表浅者病位浅，咳声深沉者病位深；干咳者病位多在于上，痰嗽尤其痰量多者病位多在于下；白昼咳多者病位较浅，夜间咳多尤其是夜半咳多者病位较深。病位在上者要注重用辛味发表药物辛以散之，病位在下者既要注重透散，同时也要化痰、理气。
刘氏在临床上常按如下几种证型辨治咳嗽：（一）寒伤于肺其病因为外感寒邪，入侵肺系，临床特征为：有一般的外感寒热、无汗、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或无此类症状，也就是说或有表寒证，或无表寒证。重点在于咳嗽，或兼喘息，痰呈白色，多清稀，口不渴，苔白，脉浮弦或紧，治之用杏苏散。如果兼有寒饮停于肺中或停于心下者，治之用小青龙汤，可酌情加入杏仁、茯苓、射干等药；若寒饮郁久化热，兼见烦躁或口渴，脉滑舌红苔水者，用张仲景小青龙加石膏汤法治之。
（二）热伤于肺风热犯肺而咳者，多见口干咽痛，咯痰不爽，舌苔薄黄，脉浮而数，或见有发热、汗出、头痛等表热症状，治之用麻杏石甘汤或桑菊饮加减。内热致咳者，证见干咳少痰，或痰中带血，烦躁第三卷５８口渴，尿赤便燥。其由木火刑金致咳者，患者急躁易怒，胸胁疼痛，脉寸口浮数或弦数，治之用泻白散加山栀子、黄芩、枇杷叶、浙贝母、全瓜蒌；咽痛者，加射干；痰中带血者，加白茅根。若痰多稠如米粥者，合千金苇茎汤；如果属于肝火犯肺者，合黛蛤散治之。
（三）湿伤于肺此种咳嗽临床所见较多，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较少，古代虽然也有医家论述了湿邪致咳，如《内经》即有湿咳的记载，王纶《明医杂著》里有咳嗽“……湿热则泻之……”的论述，但作为现代最为完备的中医内科临床著作《实用内科学》里虽然有痰湿咳嗽的证型，但偏重于论痰，而略于论述湿邪咳嗽。此型咳嗽的特点是咳嗽痰多，胸闷不饥，或见泛恶、咽痛，或见午后发热，口不渴，面色淡黄，脉弦细而濡，舌苔白腻而厚。其中舌苔对于辨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见舌苔白腻而厚，无论病程新久，亦无论脉象如何，即可投以甘露消毒丹。如果湿重者，可以合三仁汤使用。关于甘露消毒丹，王孟英《温热经纬》讲到其使用指征：“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酸咽痛，斑疹身黄，颐肿口渴，溺赤便闭，吐泻疟痢，淋浊疮疡等证。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是暑温热疫之邪尚在气分，悉以此汤治之立效；并主水土不服诸病。”这一段论述足以说明舌象于此汤应用的重要性。刘氏用甘露消毒丹治疗湿热咳嗽的经验足补前人之未备。如果属于内伤久咳，证见痰多色白、胸闷纳差、倦怠疲乏者，可用二陈汤加减治之。
（四）燥伤于肺其临床表现特征为发热微恶风寒，头痛，口渴，咽干，鼻燥，咳嗽少痰或干咳，尿少而黄，舌尖边红，苔薄白而干，脉浮数、右脉大，治之用桑杏汤。如果干咳无痰或少痰而燥，甚或痰中带血，喘息气急，胸胁疼痛，少气乏力，则用清燥救肺汤。
七、治疗肢体疼痛的经验肢体疼痛是以四肢和躯体肌肉或骨节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病证。由于胸腹疼痛和头痛在辨证论治方面有其特殊性，故一般将它们分开来论述。肢体疼痛在不少的书本中称之为“痹证”，但痹证的外延比较大，包括“五体痹”、“五脏痹”等十分广泛的内容。而肢体疼痛仅指躯体肌肉或骨节疼痛者而言，这一名称一目了然，在目前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此证较多地见于现代医学所称的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神经炎、椎管狭窄、脊髓空洞症，妇科因盆腔炎引起的腰腿疼痛也属于这种病症的范畴。
疼痛发生的基本机理有二条：一者病因作用于机体，损伤人体皮、肉、筋、经、骨、脉等正常组织，导致局部血瘀络阻，故痛，如火热烧灼、外伤打击等所引起的疼痛皆属于这种情况。一者人体正常组织缺乏营养，如人体气血虚弱，或某种因素使营养物质不能流通达到患处等，故痛。
传统以“不通则痛”解释一切疼痛的病机，略嫌片面。
刘氏认为，肢体疼痛表现在皮肉筋骨，是“外症”，一般不属脏腑病变的症状，故《伤寒论》以肢体疼痛作为表证的一个症状，所以治疗肢体疼痛宜用发散方法或兼用发散方法。用发散法是为了因势利导，就近祛邪外出，也可以将所用药物的作用引导到体表，直接作用于病所。
根据临床观察，疼痛的某些特点对于临床辨证有较重要的意义，如疼痛时作时止是虚，持第三卷５９续无休止是实；痛喜温喜按者多属虚属寒，喜冷拒按者多属热属实；疼痛白天重者其病多在气分，夜间重者多在血分。风则伤上，故痛偏重于上者为风气胜；湿则伤下，故疼痛偏重于下者为湿气胜。新病多由寒伤，久病多夹瘀热。痛甚者寒胜，痛处不移；痛而沉重者湿胜；痛处游行转移者风胜。久病入络，疼痛日久者隐含有络脉瘀阻的病机。当然，此为一般规律，临床病情有常有变，辨证时不可拘泥，要在脉证合参，全面分析。
以病因而论，目前临床所见的身体疼痛病证属湿热所致者十占七八，远远高于其它病因所致者。这种比例与古代不同，医生对此要予以重视。究其原因，可能与古今运气不同以及今日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
临证时，刘氏常按如下类型辨治肢体疼痛病证：（一）寒湿疼痛肢体肌肉疼痛剧烈，甚则如刀割，如针刺，遇寒痛剧，得热痛减，痛处固定不移，日轻夜重，关节活动受限，屈伸困难，常有冷感，痛处一般不红不肿，治之用乌头桂枝汤。此方之用，当遵仲景古法，用蜜煎乌头，则较安全。如果寒胜阳微，演变成为阳虚寒湿证，证见形寒肢冷，腰膝酸软，夜尿频多，大便溏薄，口不渴，舌苔白，脉沉弱，面色淡白无华，则转方用附子汤或真武汤治之。
（二）湿热疼痛刘氏将此证分为湿热实证和湿热虚证，湿热实证又依据湿与热的多少而分为湿重型和热重型。湿重型症见腰腿疼痛沉重、发胀，或见浮肿，活动受限，大便粘滞不爽，小便黄浊不利，舌苔黄腻而厚，舌质红，脉见弦滑或滑数。女性患者见带下量多，色黄味大。总之，此型病症患者形气具实。治之用加味苍柏散清热去湿，疏风散邪，理气活血。此型病症的病机中有湿阻气滞的病变，主要表现在下肢沉重和发胀，故加味苍柏散中有槟榔等理气祛湿。
热重型症见关节疼痛、红肿，遇凉痛减，或见午后发热，口渴喜饮，尿赤便结，舌红苔黄，脉数。如果汗出、口渴、脉洪大而数，热气偏盛于外而湿邪较少者，治之用《金匮要略》白虎加术汤；如果湿热偏重于里者，用吴鞠通加减木防己汤。加减木防己汤清热之中重于利湿，用木防己、白通草、薏苡仁、杏仁、滑石利尿渗湿、宣降水湿，用桂枝通太阳之气而行水、宣痹止痛，用石膏清热。刘氏后来用此方时常加海桐皮、石见穿、丝瓜络、莶草、晚蚕砂等增强祛湿通络止痛的效果。
湿热虚证见腰腿疼痛，伴有麻木感，疲乏少气，或见下肢浮肿，小便赤涩，舌苔黄腻、舌质红，脉弦细而滑。女性患者尚可见白带量多。气血皆虚，故见麻木、疲乏、少气、脉细等虚弱之象。总之，此型病证，患者形气皆虚，故治之宜用当归拈痛汤祛湿清热、补益气血、蠲痹止痛。
上述三型，若湿热之邪痹阻气血既久，可能因壅郁而化生热毒，证见关节红肿热痛，脉滑数，舌质红绛，宜于主治方中加入清热解毒之品，如忍冬藤、紫地丁、蒲公英等；热盛者加胆草；血热者加牡丹皮、紫草。
（三）风湿疼痛由于风气偏胜，故疼痛以身体上部为重，如肩臂疼痛、背痛，或伴有头项疼痛，舌苔白，脉濡第三卷６０缓。治之用防风通气汤，亦作“羌活胜湿汤”。如果症见身体疼痛、微肿，汗出恶风，属于风湿所伤而兼表气不固，刘氏用《金匮要略》防己黄芪汤治疗。
（四）虚证疼痛此为气血虚弱，身体失于营养，故痛。其症肢体疼痛、酸软，其势较缓，兼见面色不华，虚弱，短气，乏力，舌淡苔白，脉沉迟、细弱。轻者治之可用《伤寒论》桂枝新加汤，方用桂枝汤调和营卫、生化气血、疏通表气。气血虚弱较重者，用八珍汤益气养血。外有风湿、里兼气血不足者，用独活寄生汤攻补兼施。肾虚者，用六味地黄丸或济生青娥丸化裁治疗。
（五）络阻疼痛痛如针刺，痛处固定不移，病程日久，其人羸瘦，面色黧黑甚至肌肤甲错，脉涩舌暗。是为病邪已入于络脉，血络瘀阻不通，治之宜活血通络止痛，用仙方活命饮治疗。此方本为外科治疗疮痈之方，效果甚好，故名曰“仙方活命饮”，移治肢体疼痛之属于久病入络者，疗效甚佳。
（六）肝气疼痛肝胆禀东方风木之气，其性喜舒展条达而恶抑郁，抑郁不舒则致病。肝胆之气抑郁导致肢体疼痛的机理是：肝胆之气主疏泄，疏泄正常则气血流畅，反之则气血郁滞，故肝胆之气抑郁能导致肢体疼痛。此外，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喜舒展条达而恶抑郁，郁则求伸，故其气郁勃之时也必然伴发肝气攻冲，攻冲于肢体则作痛，攻冲于何处则何处出现疼痛。肝胆禀东方风木之气，故其为痛也，必然具有游行走窜的特点，俗曰“肝气窜”者是也。其气郁而热不甚者，用《伤寒论》柴胡桂枝汤治之。《伤寒论》原文记述该方证有“肢节烦疼”一症，是由太少之气两郁所致。
一般临床所见，本证尚有手足麻木、项背强痛，或伴有肝胆之气不舒的里证。如果郁热甚者，又当重点清其郁热。
至若随症加减，按照刘氏的经验，项痛者加葛根，肩背痛者加片姜黄、羌活，腰背痛者选加桑寄生、续断、杜仲，上肢痛者加桂枝、嫩桑枝，尻骶痛者加小茴香、黑白丑，下肢痛者加牛膝。
诸痛而属于血瘀络阻者，皆可酌加乳香、没药。
八、治疗水肿的经验水肿是人体水液代谢障碍，多余水液潴留于体内，并以四肢、头面、腹背甚至全身皮肤浮肿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病证。本病多见于西医称的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功能不全，充血性心力衰竭，内分泌失调等病。
水肿与水证的关系：水肿属于水证的一种，乃停留之水外泛于肌肤、形于体表所致。停留之水在于身体内部而未形于外表者，是水证而不是水肿。水肿与水证的病因病机大体一致。
人体水液的运行有赖于脏腑的气化，其中以肺气的通调、脾气的转输运布、肾气的蒸腾和开阖、膀胱的藏泻、三焦的疏利等关系最为密切。刘氏说，水为至阴，其本在肾；水化于气，其标在肺；水畏于土，其制在脾。然心脏为人体君火，与肾中命火相通，能与命火一起镇伏阴水；而心主血脉，血脉流通有助于水液代谢，故心脏在人体水液运行中亦起到重要的作用。临床上由第三卷６１心脏疾病引起的水肿比较常见，治心是治疗水肿的重要途径之一。总之，诸脏腑气化正常，则水液在人体升、降、浮、沉，出入有常，则无水肿出现。若脏腑气化失常，则水液在人体潴留，其外泛于肌肤者即形成水肿。
水肿病邪实而正不虚者有三种治法，即发汗、利尿和通下，也就是《内经》所说的“开鬼门、洁净腑，去菀陈”。正气虚者，要用攻补兼施的原则，既补其正，且去其水。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其汗。因为腰以上肿，多因风寒湿邪侵于肌表，闭郁肺气，水液停留而成，故治宜宣通肺气，开发毛窍，使在外之水以汗液的形式排出。腰以下肿有虚有实，虚者多因脾肾阳气不足，不能运布化气行水所致。实者多因三焦失于疏利，水液停留于下，故当利小便或通腑泻水。刘氏强调指出，治本证，必须使水有出路，水液平常的出路是尿路和毛窍，故发汗和利小便是治疗水肿的两大法门。
刘氏在临床上常按如下几种类型辨治水肿病：（一）风水此证由外感风邪所致，风邪袭表，肺气失宣，通调失职，水气不行，外泛于肺之合，故见浮肿。临床特征为浮肿以身半以上为甚，汗出恶风，口不渴，身无大热，脉浮，舌苔白。其虚者，脉浮软而身重，恶风寒比较突出，治之用《金匮》防己黄芪汤疏风益卫、健脾利水。其实者，脉浮数有力，身体疼痛，舌红，或兼咳喘，治之用越婢汤或越婢加术汤疏风清热，宣肺利水。
（二）皮水皮水是由于脾虚不能运化水湿，水液停留，外泛于肌肤所致。因为病是起于内而不是受邪于外，故无恶风、汗出、身体疼痛等症，此为与风水的鉴别点。其临床特征为头面四肢浮肿，下肢水肿明显，按之没指，身体倦怠，少气乏力。身半以上肿明显或脉浮者，其病势偏向于表，仍用越婢加术汤；身半以下肿明显，脉沉缓者，病势偏向于里，可用防己茯苓汤（防己、黄芪、桂枝、茯苓、甘草）治之。
以上二证的治疗主用发散，属于“开鬼门”方法。目前临床上，有些医生只知利水，而对此一古法多有忽略，这是令人遗憾的。
（三）三焦或膀胱气化不利此种类型的临床特征是水肿而见一派邪实之症，如口渴、烦躁、喘息、腹满、尿少、舌红、脉数或沉滑等，为膀胱与三焦气化不利所致，治之用《伤寒论》五苓散化气利水。五苓散既能化膀胱之气，也能疏利三焦，可以作为一般水肿的通用治法。如果脉沉有力，小便不利，大便燥结者，相当于古人所说的里证阳水，可用《伤寒论》牡蛎泽泻散（牡蛎、泽泻、栝蒌根、蜀漆、葶苈、商陆根、海藻）清热逐水，或用疏凿饮子（椒目、赤小豆、槟榔、商陆、木通、羌活、秦艽、大腹皮、茯苓皮、泽泻）外散内利。如果患者形气稍差，或年老体弱，则用茯苓导水汤（泽泻、茯苓、桑白皮、木香、砂仁、陈皮、白术、苏叶、大腹皮、麦冬、槟榔）较好。此一证的治疗主用疏利。
（四）脾肾虚弱气化失司如果其人大便溏薄、畏寒气怯、肢冷不温、舌淡不渴、脉沉而软，用补中益气汤或实脾饮（白第三卷６２术、茯苓、木香、木瓜、附子、槟榔、草果、干姜、炙甘草）。如果脉沉、面色黧黑、小便不利、心悸、头眩、其背恶寒，可用真武汤治之。如果尺脉沉迟或细小、小便不利、或夜尿相对较多、腰酸脚弱，用金匮肾气丸或济生肾气丸治疗。此一证的治疗主用补益，但由于毕竟为水肿之证，故虽为脏腑功能虚弱所致，也属虚实夹杂，在补益的同时，仍然应当利水以治其标。
刘氏的临证经验认为，对临床上常见的水肿大证邪盛正虚的病情，用补药水气不去，用攻逐正气不支，攻补两难者，用自制“白玉消胀汤”（方药
组成：茯苓、玉米须、白茅根、抽葫芦、冬瓜皮、大腹皮、益母草、车前草、土元、茜草、川楝子、延胡、紫菀、枳壳）效果颇佳。
再有一种水肿，水气内停与阴虚同时并见，临床表现兼有出血、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脉细而数等，治之宜育阴清热与利水同用，可从《伤寒论》猪苓汤取法。如果为肝硬化腹水水肿者，用自制柴胡鳖甲汤化裁（方用鳖甲、牡蛎、玉竹、生地黄、麦门冬、沙参、白芍滋阴养血柔肝，用土元、茜草活血通络，配合鳖甲、牡蛎软坚，少用柴胡疏肝理气，并引诸药入于肝），有良好疗效。
名案评析
一、消渴案赵某某，女，２８岁，北京人。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９日初诊。
口喝多饮，旋饮旋消，饮一溲一，小便色清。每日饮量在３壶（１壶约２０００ｍｌ）以上，夜间亦饮１壶，以致夜不能寐，精神委顿。病已二载，多方治疗罔效。西医诊断为尿崩症。伴有纳差、消瘦、心中烦热、手足心热、面赤而热。脉弦细而数，舌质红，苔白微腻。此中医所谓消渴证者也。始辨证为阳明胃热、气津两伤，投白虎加人参汤，饮、溲如故；继而辨证为肾气虚衰、气化无权，投八味地黄丸，未效。细思此证虽口渴多饮，饮水能消，烦热面赤，舌红脉数，法当有热，然热则消谷，今患者反纳谷减退，此非单纯热证所可解释者。小便色清，舌苔白腻，是寒气之现象。寒热错杂而消渴者，当用乌梅丸治之：乌梅１５克、党参１２克、当归１２克、黄连６克、黄柏６克、川椒１０克、干姜１０克、细辛５克、桂枝１０克、附子１０克、炒枣仁１５克。以苦酒一大盅，兑适量水煎药。７剂。每日１剂。
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６日再诊：服药７剂，口渴大减，尿量相应减少，睡眠亦随之转安。效不更方，续进７剂。
此后复诊，仍以本方加减出入，共服药４０余剂，病情完全控制。
〔评析〕尿崩症为现代医学病名，以口渴多饮、尿量特多为临床特征，故属于中医消渴的范围。本案中医诊断并不困难，其难处在于辨证。初以口渴多饮为辨证重心，因兼见心中烦热、面赤而热、手足心热、舌红脉数，辨为阳明胃热、气阴两伤之证，但投以白虎加人参汤不效。后以尿量特多为辨证重心，因其饮一溲一、小便清长，辨为下焦肾阳虚衰、气化无权所致，改投《金匮》肾气丸，仍不效。前者从实热论治，后者从虚寒论治，均未能取效，看来本案病情并不单纯。
按口渴之因，叶天士说：“渴者里热也，津液为热所耗，故令渴也。”但热证口渴饮水，其小便必然不多，今小便反多，而且清长，可知此非单纯里热所致。而且，胃中有热，应当消谷，今反纳食减第三卷６３退，亦知也非单纯胃热之故。再说，本案小便量多，饮一溲一，且尿色清长，又见舌苔白腻，此又为里寒之征。由此看来，本案辨证应当属寒热错杂、上热下寒之证。《伤寒论》云：“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故本案渴饮与厥阴病之消渴同理，遂改用乌梅丸主治，并以此方出入加减，服药４０余剂，果愈。
本案治疗经过，虽然有曲折之处，但取法用方，皆不离仲景之说。刘氏熟谙仲景学说，并活学活用，其学验之丰，已见一斑。
二、失眠案尹某某，女，４６岁，河北固安人。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４日初诊。
主诉：失眠伴头眩、心烦半年。
患者近半年来失眠少寐，或入睡困难，或夜半觉醒、醒后不能入睡，反复颠倒以待天明。伴见胸闷、头眩、心烦、倦怠、少气等症。脉沉弦细，苔薄黄，舌边尖红。
此证肝郁内热，治之当疏解肝经郁热，兼以养血健脾，用丹栀逍遥散加减：丹皮１０克、栀子１０克、白芍１５克、柴胡１２克、当归１５克、茯苓１０克、白术１０克、炙草６克、生姜２克、薄荷２克。７剂，每日１剂，水煎服。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再诊：药后胸闷、头眩、心烦诸症明显减轻，睡眠大有进步。舌脉如前，守上方加炒枣仁３０克、夜交藤１５克，以养心安神。７剂。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８日三诊：药后已能熟睡，胸闷、头眩等症若失。刻下唯觉少气，身体疲乏，脉细苔白，转方用小剂补中益气汤加酸枣仁、茯神以巩固疗效。
〔评析〕失眠一症，一般多从心论治。以心属火脏，主血藏神，为其主论依据，认为血虚者神不藏，火甚者神不安。此论虽无不妥，但刘氏认为，肝藏血，血舍魂，人卧则血归于肝而魂归于舍，因而睡眠得安。本案辨治所以不从养心安神着手，因其心神不安，正是缘于魂不归舍所致之故，故从肝论治。由于血虚而肝气郁，以致魂不归舍而使心神不藏。其辨证要点，在于患者心烦、胸闷、头眩、脉象弦细等脉症，故用逍遥散养血疏肝，以解肝气之郁，使魂归其舍而心神以藏。但患者又见舌红、苔黄，表明肝气郁滞已有化热之势，故又加丹皮、栀子以气血两清，更有助于魂归神安之效。丹栀逍遥散是刘氏临证常用的方剂之一，其运用时多重用归、芍以养阴血，认为血足则肝郁易解，血足则夜卧魂归于肝、神安于心。至若生姜、薄荷，则用量甚小，旨在解郁而不在于发散。总之，本案治疗从肝着眼，解郁着手，待肝郁渐解，胸闷、心烦、头眩缓减，再议加养心安神之品，以增强安神之功效。
三、心悸案蔡某某，女，５０岁，北京人。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８日初诊。
主诉：心悸、胸闷２月。
患者２月前因工作繁忙，生活紧张，压力较大，逐渐出现心悸、胸闷、短气倦怠、夜不能寐。
隐忍月余，诸症又有加重，服中成药如生脉饮、朱砂安神丸之类虽得小效，而停药后诸症更重。
二便正常，饮食略减，余无它症。查患者语声低弱，舌质淡红，苔薄而白，脉细弱而结。心电图第三卷６４提示：频发室性早搏。证属心脾两虚、气血不足。治之当益气养血，培补心脾，用归脾汤加减：生晒参１０克（另煎兑服）、白术１０克、炙黄芪１２克、当归１５克、炙甘草１０克、茯苓１５克、远志１０克、酸枣仁３０克、龙眼肉１０克、木香５克、生姜５克、大枣１２枚。７剂，每日１剂，水煎服。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再诊：服药７剂，诸症大减，夜得安睡。脉犹见结象，舌苔薄白。气血渐充。守前方续进７剂。此后仍以归脾汤出入加减，服至月余，诸症消失，脉律恢复正常。
〔评析〕本案经心电图检查提示为频发室性早搏，临床以心悸为主要症状。心悸辨证有虚有实和虚实夹杂者，但本案兼有短气倦怠、语声低弱、纳食减少、舌淡苔白、脉象细弱等脉症，皆是一派虚象。至于胸闷、脉结，亦系心气虚弱，运行鼓动无力之故。综观全部脉症的发生机理，由于患者年届半百，正气渐虚，又近来劳心过度，耗伤气血，以致血不养心而心悸，气运无力而脉结，故诊为气血两虚、心脾不足之证。刘氏诊治心脏疾病虽然以苓桂剂为常用，但本案不夹水饮，故不用之。因而遵循据证立法，依法选方，按方遣药的原则，拟益气养血、培补心脾，用归脾汤原方主治。本案的用药特点，补气重于养血，尤其是重用炙甘草，取炙甘草汤之意，以其益气复脉。由于方证合拍，故取得明显疗效。
四、身痛案张某某，男，４０岁，河南人。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０日初诊。
主诉：身体痛楚不舒近３月。
患者全身肌肉、骨节烦疼，时自汗出，汗出则痛减体轻。然不越日而烦疼又作，时时头眩，晨起口苦，情怀不畅，落落寡欢。偶尔亦有手指发麻及项强、肩痛等症。苔白，脉弦细。此属太阳少阳同病，营卫不利，枢机不畅。治之宜调和营卫，和解少阳，宣畅经气，用柴胡桂枝汤原方：柴胡２０克、黄芩１０克、桂枝１２克、白芍１２克、半夏１５克、生姜１５克、党参１０克、甘草１０克、大枣７枚。７剂，水煎服，每日１剂。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７日复诊：患者诉服药后诸症若失。刻下偶有头眩，余无它症。苔白而脉弦。
太少之气已和，守上方小制其剂，续服５剂以竟功。
〔评析〕刘氏擅用柴胡剂，柴胡桂枝汤是他临床常用的方剂之一。运用这一方剂，关键在于要抓住患者同时具备太阳营卫不和与少阳枢机不利两个方面的症状，但见二三症即可，不必悉具。太阳见症，则以身体肌肉、皮肤症状为主，如恶寒、发热、汗出、肢节疼烦、手足发麻等，属于外症；如果症状出现在太阳经脉所过之处则其诊断更加明确。少阳症状则以口苦、头眩、情绪默默不欲饮食、上腹部支结为主，属于半表半里症状。本例症状与此相符，故投是方而获效。
这种证型临床比较多见，据整理者观察，它与肝胆系疾病（如慢性肝炎、胆囊炎、胆石症等）有很大的关系。只要具备上述临床特征，投柴胡桂枝汤，随证加减，无不效者。在用药剂量上，刘氏强调柴胡必须重用，以充分发挥其疏解少阳枢机之能。柴胡与黄芩的比例一般为２∶１。半夏与生姜的用量也不宜过小，一般应用１２～１５克。因为此二物辛散开结，能助柴胡疏解少阳，助桂枝宣表。
第三卷６５医论医话
一、六经论六经是《伤寒论》学说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六经是什么？从古至今，人们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认识很不一致，争论不休。人们所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六经实质与经络的关系问题。
刘氏认为，六经指的就是三阴三阳经络。在命名上，六经也沿用了三阴三阳经络的名称。六经是物质性的，而并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是观念性的，亦非仅仅是辨证的纲领。刘氏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追寻张仲景《伤寒论》三阴三阳（即六经）所指者何。我们知道，六经辨证并非张仲景创造，六经辨证以《内经》为源，张仲景在《内经》的基础上，对这种辨证方法作了极大的发展和较大的完善。《素问·热论》六经辨证显然就是外感热病的经络辨证。“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夹鼻络于目，……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六经辨证从一开始就是外感热病的经络辨证。《伤寒论》继承了这一点。《伤寒论》论述道：“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以其脉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有人以为《伤寒论》中只提了“太阳”、“阳明”、“少阳”等三阴三阳名称，而未明确指出“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等三阴三阳经络，因而据此否认《伤寒论》三阴三阳是经络。其实，无论何时，三阴三阳经脉皆可简称“太阳”、“阳明”……“厥阴”，从古到今，此皆是应用惯例。读者不能因其省略了“经”字而断定其不是经络。由此可见，从张仲景本人原意来说，《伤寒论》三阴三阳就是指经络，“太阳病”、“阳明病”等三阴三阳病就是指太阳经络、阳明经络等受病。
张仲景生于东汉，他自然地要受那个时期哲学思想及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在那一时期，医学家普遍认为人体主要就是由脏腑经络所组成，他们对疾病的理解也大都从脏腑经络病变去认识。这些都是中医学的基础知识，张仲景不能舍此而求诸它。仲景书中，有关经络的记载历历皆是，如“经络腑输，阴阳会通”，“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等，就是有力的证明。正如日本人丹波元坚说：“阴阳五行，汉儒好谈之；五脏六腑，经络流注，《史记·扁仓传》间及于此，《汉志》亦多载其书目，仲景生于汉末，何独摒去？！”有人提出《伤寒论》“六病”的说法，这种提法也是意欲否定六经的经络实质。六病为何部的病变？它们不可能仅仅是观念上的东西，而必定是身体一定部位的病变。如太阳病就是太阳经脉以及与之相关的脏腑在功能和实质上的病变，阳明病就是阳明经脉以及与之相关的脏腑在功能和实质上的病变。外感热病（甚至内伤杂病）其所以表现出六种基本病型，这是因为疾病是发生在三阴三阳经脉及其脏腑之上；三阴三阳经络及其脏腑在部位和功能上的差别就决定了互不相同的、各有特征的六种基本病证。如果我们承认经络，承认经络与脏腑之间的联系，则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六经的经络实质。
六经辨证是以经络概脏腑，以六经为名称，也就是说，六经辨证不仅仅是经络辨证，它自然含有脏腑辨证的内容。这正如脏腑辨证自然包含有经络辨证的内容一样。人体是一个有机第三卷６６整体，在功能和结构上都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因为六经病涉及到了较为广泛的病变就说六经非经络，也不能说六经就是所有这些病变所涉及到了的器官和组织。这正如脏腑病变往往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相关的经络病变，我们不能因此说脏腑也是经络或说脏腑也包括经络一样。
“太阳”、“太阳病”，“阳明”、“阳明病”等是名称，是符号。名称和符号要求简洁，往往不可能包罗万象。脏腑辨证主要用于内伤杂病辨证，这是因为内伤杂病主要是内因和不内外因致病，其病可以由内而发。而外感热病极大多数是由外而发，病变由表及里，由经络而脏腑，其病变初期甚至中期皆以经脉病变为其主要特征，故外感热病用六经辨证是有其充分道理的。这一点或许正好能够解释《内经》作者及张仲景何以用六经辨外感热病的理由。当外感疾病发展到以脏腑病变为主时，六经辨证也就由经络辨证为主转变为脏腑辨证为主。
当然，今人对古人不能求全责备，不能要求张仲景发展建立起来的六经辨证能够完全反映外感病中所有的经络病变。另一方面，外感疾病有它自身发生和发展规律，我们也不可能要求外感热病皆以经络病变为主，只侵犯经络而不及其它。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伤寒论》研究中都存在着一种方法上的错误，这就是有些研究者不能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伤寒论》，不愿或不能承认张仲景理论的时代局限，以为《伤寒论》的一切都是顶峰级的，是绝对真理，因而总在《伤寒论》中寻求现代标准的完美。在六经问题上也是如此。其结果是，当没有一种解释是圆满的时候，研究者要么陷入深深的困惑，要么求助于和稀泥式的圆滑。现在应该是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认识六经经络实质，这不仅是尊重医学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且也有其理论意义和临床意义，其最为主要者有如下两点：其一，有助于认识六经病的临床表现。太阳病头项强痛，阳明病鼻干、口燥、面垢；少阳病目赤、耳聋、胸胁苦满；太阴病腹满；少阴病咽痛等，这都是相应经络病变的反映。
其二，有助于认识六经病的动态变化和整体联系。如太阳之经证病有营卫不和、有营弱卫强之中风与营郁卫闭之伤寒，由于经脉内属膀胱，故而经病不解，又有经病入腑，太阳腑证出现的可能，包括气化不利之蓄水和热与血结之蓄血。这种以太阳经腑为基础的表里内外与营卫气血的病理变化，看来变化多端，难于辨认，但如果从经脉的联系来看，又是十分清晰的。太阳经脉不仅下连其腑膀胱，又内连于少阴之肾，形成了膀胱与肾相表里的特殊关系。以是之故，在太阳病时，如果少阴肾气先拔，太阳之邪便可直陷少阴。太少两感证的形成也是有太少经脉的连系作为内在依据的。少阴病阳复太过，至八九日出现一身手足尽热，便血，这也是由于少阴热邪循经脉外出于太阳之表的缘故。
二、经方论经方的原始含义是指经验方，与“效方”、“试效方”同义。经方是临床医生在实践中通过反复的使用和化裁，寻找到最佳的或较佳的结构，确定其主治病症，然后予以固定和命名而成。
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中医所有的方剂（并非所有处方）皆是经方，这是广义的经方。然经方又有特指，专指张仲景方，这种意义的“经方”实际上是“经典方”的简称，现今人们所说的经方大都是这种意义。本文所论经方即指这类方剂。经方的使用历史在１８００年以上，是中医方剂中的精品和“极品”。
第三卷６７经方具有如下这样一些特点：１药味精练，配伍巧妙，结构严谨：经方大多用药四五味或七八味，少至一二味亦可成方，在十味以上者较少。然而其方或寒热并用，或攻补兼施，发散与收敛同行，升发与降下结合，君臣佐使，配伍巧妙。很多经方不可轻易拆卸，不可改易，否则效果大大减弱，古人说“古方以不加减为贵”主要是就经方而言。所以说经方的结构有令今人不可思议之处，简直可以誉之曰“巧夺天工”，如麻杏石甘汤、白虎汤、大承气汤等，现代药理药效学研究皆发现有这种特性。
２使用指征明确，疗效可靠：经方从张仲景书问世至今已１８００年，此间临床应用不辍，因而也就已经接受了１８００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疗效非常好的方剂。经方的疗效好，古往今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为什么经方的效果好呢？我们认为长期的和反复的临床检验和筛选是问题的主要答案。经方虽然主要是在仲景的著作中与我们见面的，但它们的大多数在仲景以前就已出现，就已被长期应用，就已经历过检验和改进，其中一部分早被淘汰，到了张仲景，他继承的已经是比较精华的部分了。我们有理由推测张仲景本人对他所接触到的方剂又作了大的筛选。张仲景方剂的来源有三：一是来源于仲景的前人，主要是指从书本上得来者，《汉书·艺文志》记载经方１１家计２９５卷，其中有《汤液经》者。后世有不少人如皇甫谧就说过张仲景“论广《汤液》”，提出《汤液经》是仲景方的主要来源。由于皇甫谧是晋人，距仲景时代不远，故他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张仲景方剂的第二个来源是他的同时代人，这自然包括他的老师张伯祖。“博采众方”应该包含这一方面的意思。最后仲景在临床实践中自然也创制了不少的方剂。“博”指涉及范围之广，而“采”则是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性地摘取。仲景全书所载方剂是１１３首合２６２首，总计不足４００首，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在某种程度上说，仲景方是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方剂进行了筛选后得到的精华。
有一点至今可能仍然令人不很明白，那就是为什么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里虽然提到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以及有可能的《平脉辨证》，而于《汉书·艺文志》载录的经方家著作却没有提及。我们认为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张仲景在宜于简要而不宜于繁琐的序文里，他只需将几种重要的参考著作提出即可，而不会将所参考了的每一本书都在序文里备列；其二、仲景的序文有明显的汉末魏晋文章的色彩，受其影响，他也只能选择能够用二言四言点明的医学著作。其三，当时医学著作的流行是有局限的，张仲景不可能每书必读。但无论其序文如何表述，仲景继承了前人的医学经验，这一点是肯定的。
此外，《伤寒论》方剂在仲景之后还经过了晋太医令王叔和的又一次筛选。王叔和在对仲景旧论作搜集整理时，不是有文必录，有方必录，而是依据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效果极佳、用之皆验”者录入。《伤寒例》有王叔和语：“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可证。
由此可见，仲景书中那些不符合王叔和标准的内容包括方剂，不属“真方”，难称“神验”者，叔和就弃而不录了。由于叔和是一代名医，太医令，学验俱丰，故他的筛选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是可靠的。所以我们说，王叔和的功绩不仅在于他对仲景旧论的搜采，还在于他对仲景方剂的精选。
正因为上述这样一些原因，故《伤寒论》方剂的疗效更日臻完美；而《伤寒论》方之所以较之《金匮》方更为精炼，道理也可能在于此。明人赵开美在刻《伤寒论》序里有这样一段故事：１５９５年，赵开美家乡疫病大流行，有一位名叫沈南舫的医生“活人甚众”，赵开美不知他操何术“若斯第三卷６８之神”，问之，沈回答说：我不是探得龙藏秘典、窥见青囊奥旨而达到这样神奇的水平的，我只不过是对于张仲景的《伤寒论》“窥得一斑二斑”罢了。由此一则故事可见人们于《伤寒论》方的赞誉、信赖和爱好。后世人们对仲景方尤其是《伤寒论》方皆赞不绝口，也是基于其临床实效，有感而发，绝非虚言。刘氏曾赞曰：“中医书百种，惟有此书真。”３、适应证广泛：经方结构严谨，设防周密，针对疾病的要害，扼住了较多病证的共性，故其适应症广泛，既可以治伤寒，亦可治温病；既可治外感，亦可治内伤，这是被历代临床医生反复验证了的事实。故古人又说《伤寒》方可医百病。经方为中医方剂之母，仲景立方法、垂津梁，使用者可以根据仲景的原则对原方（母方）进行加减化裁，则１１２方何止于１１２方？真正是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如此一来，经方的适应证又得到更大的扩展，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学方剂也要从经方开始，这样才能从源到流，执简驭繁。
当然，经方也有其局限性。如适应证虽然广泛，但也决不是包罗万象，有时还必须后世方即所谓时方者作为补充，如此方为全面。
三、论桃核承气汤与桃核承气汤证无论表里之邪，只要是热与血互相搏结下焦而又热大于瘀的病变，就属于桃核承气汤证。
其临床表现特征是少腹急结，其人如狂；此由瘀热互结于下焦，气血瘀滞而不通所致。少腹急结之“急”形容少腹疼痛不可忍耐，而“结”指出了热与血互结的病理特点，治之宜攻逐下焦血热瘀结。
桃核承气汤有桃仁、桂枝、大黄、甘草、芒硝５味药物，系调胃承气汤加桃仁、桂枝而成。大黄苦寒，芒硝咸寒，功能泻热破结（泻热破瘀）；大黄本可去瘀生新，但力尚不足，故加桃仁活血化瘀，以破瘀血；桂枝下气、行气，在本方中意不在解表，而在下气通阳。通阳即可行阴，理气即能行血，血行而结散，则病自解。在寒凉药中酌加温热药，在血分药中稍配气分药，确实有其妙用。
本方大黄四两，桃仁五十个，攻下之力较大，所以要“温服五合”，每日服三次，计服一升半，是为峻药缓服之法。服药后“当微利”，不令大泻下。病邪结于下，必须“先食”方能更好地发挥药效。
张仲景治疗血瘀的方子计有治疗干血的大黄虫丸，治疗血热互结、瘀大于热的抵当汤，热大于瘀的桃核承气汤，治疗肠痈而尚未成脓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干血着脐、产妇腹痛的下瘀血汤。其中的大黄牡丹皮汤（大黄四两、牡丹皮一两、桃仁五个、瓜子半升、芒硝三合）与桃核承气汤对比，药物颇为近同。由此可见，桃核承气汤的作用在于攻下肠中的血热瘀结。
血瘀的原因很多，以上诸方所治之血瘀皆属热与血结。热与瘀血是两种不同的病邪，因此，要辨出热与血的轻重大小。
桃核承气汤证“少腹急结”，但按之并不硬满，精神如狂而未发狂，所以比抵当汤的瘀大于热自然不同。桃核承气汤证的脉象沉迟，抵当汤证的脉象沉结；桃核承气汤证的舌象红多而紫少，抵当汤证的舌象紫多而红少。使用桃核承气汤必须问其大便，如果大便干燥，数日一行者，用之必效。如果大便不燥，一日一行者，用之须慎。使用桃核承气汤更须问其小便。张仲景攻逐下焦瘀热提出“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他的意思是太阳之邪随经入腑可形成蓄水和蓄血第三卷６９两类病变，医生应当鉴别清楚。蓄水证小便必定不利，蓄血证则小便必然自利，因此以小便之利与不利而分辨血结与水结。不过，我们从临床实践观察到，在桃核承气汤证中也能出现小便不利，以下将作叙述。
另外，使用桃核承气汤攻泻下焦瘀热时，必须谨记“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外解已，乃可攻之”。此处的“外”是对下焦“里”证而言的，也就是太阳在外之表邪还存在时，应当先发汗解表。表邪已解，方可攻下。如果下之太早，表邪内陷于里，反使病情复杂化。
桃核承气汤的临床应用有很大发展，刘氏常用以治疗如下几个方面的病证：１疼痛：外伤性头痛：痛如锥刺，日轻夜重，记忆力减退，伴有眩晕、项背强硬疼痛，如脑震荡、脑挫伤者。三叉神经痛：面部抽痛，状如电窜，多发于左右两侧，疼痛为甚，伴有抽掣，脉象沉滑，舌苔黄，手足烦热，大便艰涩。小腹作痛：包括妇女痛经、产后恶露不下作痛、少腹瘀血作痛，兼有上冲急迫，心胸不安者。腰腿疼痛：痛而拘挛并兼少腹急结者。
２精神病：辨证属下焦蓄血者。如他治李姓女，年２０岁，因考试不及格，未能升学，一股郁积之火不得发泄，闭经不来，少腹时痛，精神烦躁，夜不成寐，呼叫不止；脉来沉弦，舌质绛而苔黄；大便干燥难下，小便黄赤。此证为气郁生火，而与血瘀相结，浊气上冲，其病如狂，用桃核承气汤主治。药服五剂，大便畅通，夜间得寐，月经来潮，其病得愈。
又如治杜姓少女，年１５岁，因受惊吓刺激，而精神失常，或哭或笑，狂躁不安，伴见少腹疼痛，月经愆期不潮。切其脉沉滑，视其舌紫暗。此乃血蓄于下，血瘀神乱，气机逆行之证。疏桃核承气汤加柴胡、丹皮、赤芍，服药后经水来潮，少腹痛止，精神随之而安。
３下焦蓄血兼小便涓滴不下：《类聚方广义》认为此主治打扑疼痛，不能转侧，二便闭涩者良。若淋家少腹急结，痛连腰腿，茎中疼痛，小便涓滴不通者，非利水剂所能治也（瘀血在于膀胱）。用此方则二便快利，苦痛立除。《伤寒论》言小便利为血证已成，此处言小便不利、涓滴不通而必用桃核承气汤治之，并不矛盾。因为血与热结，一般不会影响气分而致小便不利，但亦有血蓄膀胱，以致使小便不利者。
桃核承气汤治疗范围甚广，但主要是针对热与血瘀相结的病理变化。只要我们抓住热与血瘀的主证，则天马行空，而无往不利。若以本方和桂枝茯苓丸交替服用，则可以治疗子宫肌瘤病；若与大柴胡合方，则治疗阑尾炎颇效；若加用大金钱草、虎杖，还可治疗急慢性胆囊炎。
四、论抓主症主症就是疾病的主要脉症，是疾病之基本的、本质的病理变化的外在表现。每一种病证都有它特异性的主症，可以是一个症状，也可能由若干个症状组成。抓主症方法即依据疾病的主要脉症而确定诊断并处以方药的辨证施治方法。如临床常见的寒热错杂性心下痞证，其本质病理是中焦寒热错杂、脾胃升降失常。这样的病变必然引起心下痞、呕而下利等症状，这“心下痞、呕而下利”便是主症。临床上若见到这样的现象，医生便立刻可以确诊上述病变的存在，并处以辛开苦降、寒温并用的泻心汤，这一过程便是“抓主症”。由此可见，主症是诊断标准，也是投方指征。刘氏所谓“主症是辨证的关键，反映了疾病的基本病变，是最可靠的临床依据”（《伤寒论十四讲》第１３４页），说的正是这层意义。
抓主症方法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抓主症一般不需作直接的病机（包括病因、病位、第三卷７０病势、病性）辨析，病机辨析潜在于主症辨析之中；其二，主症多与首选方剂联系在一起，抓主症具有“汤证辨证”的特点。
（一）抓主症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下三个方面：１实用性强：历代医家虽然总结提出了不少辨证施治方法，但比较起来，其中要数抓主症方法最为实用，最为常用，使用最为广泛。这是因为它使用起来更加具体、更加简捷、更少教条、更多灵活。
２治病求本：抓主症方法能使中医治病求本的原则得到很好的实现。从表面上看，抓主症很有可能被理解为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肤浅的治标方法。其实抓主症不仅不是治标，而正是治本。我们知道，疾病的“本”就是疾病之本质的、基本的病变。中医对疾病之本质病理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投方施治，依据疗效进行推理而间接获得。如真武汤治之得愈者是阳虚水饮证，四逆散治之得愈者是阳气郁结证，这便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最主要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方法。历代医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通过这样的方法，逐渐认识到了众多病证的本质病理以及反映其本质病理的脉症，也就是主症。如我们所熟知的小柴胡汤证的“柴胡七症”、麻黄汤证的“麻黄八症”以及热实结胸的“结胸三症”，等等，便都是古代医生探索并总结出来的。抓住这样的主症，实施针对性的治疗，这就是治本。
３疗效理想：如上所述，抓主症体现了治病求本的原则，而且一般说来，主症又总是与最佳的方药联系在一起，所以抓住了主症就同时选择到了对证的方药，因而也就可以取得理想的疗效。刘氏治病的效果极佳，我认为这与他善于抓主症这一因素是有极大关系的。必须说明的是，抓主症方法是辨证施治与专病专方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这当然也是理想疗效的保证。
熟记各种病证的主症是运用抓主症方法的基础，是基本功。刘氏说，要善于抓主症就要多读书，多记书。书本中记载着临床医家的宝贵经验，记载着他们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的各种病证的主症。如果医生的记忆中没有储存足够的主症，那么要抓主症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他指出，《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以及金元四大家和温病学家叶、薛、吴、王的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其中的重点内容应该反复学习并牢记于心。他对这些书中所载的各种疾病的主症烂熟于心，故在临床上能运用自如。
刘氏的抓主症方法可以总结为“以主诉为线索，有目的地和选择性地诊察，随时分析、检合”这样一个程序。将这一句话分解开来，也就是说围绕着患者的主诉，通过四诊方法有目的地、选择性地收集有辨证意义的临床资料，并且随时与自己记忆中的主症系统进行对照比较、分析检验，以判断二者是否吻合。在这种诊察和检合过程中，要求思维要十分灵活，充分考虑各种病证的可能性，而决不是拘泥、刻板的。一旦收集到的脉症已经符合某个病证的主症，就应当立即诊断，迅速处治。这里举一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刘氏的抓主症方法。患者张某，女，４０岁，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初诊。患者主诉上腹部痞满不舒。这是一个常见症状，在很多病证皆可出现，刘氏首先考虑的是半夏泻心汤证一类的寒热错杂痞，故进一步询问呕恶、肠鸣、下利等症。当这些症状呈阴性时，刘氏转而又询问冲气、胸闷、心悸、头晕诸症，以判断是否属于水气上冲病证。患者回答头目眩晕，胸闷胁胀，但并无心悸、气冲感觉。从现有的症状看来，少阳胆气不舒之柴胡证的可能性很大，故刘氏又追问口苦这一少阳病的特异性症状，并联想到太阳表第三卷７１气不开的合并病变，进一步询问项背强痛、四肢疼痛或麻木两大症状。诊察结果表明这些症状都是阳性的。于是刘氏抓住心下痞结、口苦头眩、胸闷胁胀而肢麻的主症，确定张某所患为太少两病的柴胡桂枝汤证，处以柴胡桂枝汤，７剂。一周后患者来述，服药１剂而通体轻快，７剂服尽而诸症大减。这一案例清楚地反映出刘氏抓主症的完整程序。
（二）抓主症必须注意的问题刘氏指出，必须注意下面三点：１主症不必悉具：一般说来，书本上所记述的主症是典型的，而疾病的实际临床表现往往是变化的，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像书本上记述的那样完备。这就要求医生能够以少知多，以点见面，依据少数的主要脉症即可作出诊断。刘氏反复强调，《伤寒论》“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也是抓主症方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临床抓主症时，不可强求全部症状的出现，否则就会作茧自缚，必致寸步难行。如他治一女性患者，口苦经年，此外并无它症。刘氏认为这是胆火上炎的反映，是少阳小柴胡汤证的主症，于是便抓住这个主症，投以小柴胡汤原方，服药三周而其病告愈。又如他治一患儿，身面浮肿而脉浮。刘氏抓住这两个主要症状，确定其病为水气外溢肌肤，遂用越婢汤加味发汗散水，一剂肿减，再剂肿消。
２芟繁就简：如果一位患者的症状很多，表里上下，纷繁复杂，这时医生就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用“特写镜头”，抓住其中的几个主要症状，依据这几个症状投方施治。对此，刘氏说，这叫做“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之首级”。
３辨别疑似：病证的主症大多是具有特异性的，但也有两两相似者，需要细心辨析。若辨之不明，轻易地依照表面上的“吻合”而“抓主症”，必然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一孙姓老妪，四肢逆冷，心下悸，小便不利，身体振振然动摇。我辨为阳虚水泛的真武汤证，投真武汤，初服疗效尚可，续服不唯不效，反增烦躁。刘氏指出，真武汤证阳气虚衰，水饮泛滥，必见舌苔水滑，神疲乏力；今患者性情急躁，舌红脉弦，当为阳郁之证。遂改投四逆散疏气解郁，诸症大减。刘氏要求我们在抓主症时要细心，要多考虑几种可能性，就是叫我们避免因主症相似而误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疾病种类繁多，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及对疾病主症系统的掌握都还甚有局限，这就必然限制抓主症方法的应用。这可以视为抓主症方法的局限性，需要用其它辨证施治方法来弥补不足。此外，临床医生应该不断地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以期抓主症功夫达到更高境界。
经验方
一、治肾炎方
组成：荆芥６克、防风６克、羌活６克、独活６克、柴胡６克、前胡６克、枳壳６克、桔梗６克、甘草６克、茯苓１５～３０克、川芎６克、半枝莲１５克、白花蛇舌草１５克。
功能：疏散风邪，理气胜湿，清水上源。
第三卷７２主治：各类肾脏疾病所致的尿蛋白症，中医辨证以湿胜为特征者。
用法：每日１剂，水煎，每日服２～３次。
二、柴胡解毒汤
组成：柴胡１２～１５克、黄芩１０克、茵陈１５克、炙甘草６克、土茯苓１５克、草河车１５克、凤尾草１５克、垂盆草１５克、土元１０克、茜草１０克、白术１０克。
功能：疏肝理气，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活血通络。
主治：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以湿热阻滞为特征者。
用法：每日１剂，水煎，每日２～３次。
三、苓桂茜红汤
组成：茯苓３０克、桂枝１２克、白术８克、甘草８克、茜草１０克、红花１０克。
功能：温养心阳，温化水饮，活血化瘀。
主治：各种心脏病出现心前区疼痛，中医辨证属于心阳虚弱、水饮不化、络脉瘀阻者。
用法：每日１剂，水煎服，每日２～３次。
四、治高血压方
组成：益母草３０克、夏枯草１５克、龙胆草８克、白芍２４克、炙甘草８克。
功能：疏肝清热，利水活血。
主治：各种高血压症，根据辨证论治原则随证加味使用。
用法：每日１剂，水煎服，每日２～３次。
（龙瑞敏编）第三卷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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