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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孔伯华
【孔伯华小传】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少年随祖父学医。二十五岁始悬壶于京师，凡五十年，医名渐噪，一时号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一九二九年与肖龙友合创北京国医学院，井与肖合任院长，历时十五载，培育中医人才七百余人。解放后，历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生前与曹巽轩、陈世珍，陈企董编著《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十卷行世，另著有《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
志洁行芳的一生
先生少年刻苦读书，并随祖父宦游于河北各地。
祖父善歧黄之术，耳濡目染，遂渐有志于医学。十六岁时，随家移居易州，得与蔡秋堂、梁纯仁研讨《内经》等典籍。二十五岁时，应京师之邀，就职于外城官医院，与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赵云卿诸名医共事，颇得各家教益。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政府图谋取消中医，孔师联合同道，在京师创立中医药学会，奔走呼吁，竭尽全力，终于迫使政府取消前议。同年，与肖龙友先生合力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与肖共任院长，亲临讲坛，努力造就中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济困难时，他与肖龙友在学院开设门诊，以其收入资助学院经费之不足。
对习学的生徒，先生循循善诱。对疑难病症，先生善于深刻分析，说明得病原因，医治方法，同时发扬民主，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先生又常教导生徒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先生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联合中医同道中的有志之士，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参加了扑灭晋绥地区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病的工作。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东、河南、河北省的广大农村，对贫苦大众非常熟悉和同情。他常送医上门，甚至不惜慷慨解囊，资助病人。这种高尚医德，在旧社会来说，是甚为难得的。
解放后，先生精神振奋，政治热情很高，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他极力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力主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结合。于一九五二年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有云：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耳。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先生的心愿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先生生前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辛勤努力，获得高度评价，故又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先生尝以诊务过忙，无暇著述，不克将经验心得总结出来，公诸于世，贡献给人民，颇引以为憾。故在晚年常深夜执笔，其遗稿如《脏腑发挥》、《时斋医话》等，皆此时所留。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出诊之中，忽觉腹痛寒战，勉力把六位病家诊毕，思回寓所调治恢复，讵料从此病势日益加重。先生自知不起，遂对亲属谆谆嘱咐；儿孙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应尽其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亟我未尽之志。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幸故去，享年七十一岁。先生逝世后，周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往寓所吊唁。对于先生辛勤的一生，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的荣誉。
强调辨证，以保护元气为主
先生主张：中医在临床上不能见病不见人，即不能见树不见林，而应从人出发，照顾到病人的整体。先生特别强调元气在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两句话，就是指病邪之能使人体发病，都是由于人身元气不足的缘故，若人体本身自卫的元气很充足，病邪就不足为患。所谓乘虚而入，无虚则病邪何从而入乎？是故元气充足，内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
先生在辨证论治方面，力主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他强调阴阳为两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六要，不同意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并列为八纲。他指出：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綦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证，必须先审阴阳，因为病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怡自无讹。其间且有错综现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相间，彼此多少，疑似之间，更须明辨。具体一个病进而求之，则疾病之部位亦存在表里，正邪之消长与虚实若何？若论疾病之征象自有寒热之分，但其间情况复杂，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寒热错综，虚实互见等，必须审慎辨识。总之，表、实、热三者，概于阳；里、寒、虚三者，可概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至于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挈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辨证既明，论治用药更应详酌，故有时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准于认证。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准确。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病因人异论》中的论述。徐灵胎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机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生深韪是论，在临床上切实遵守，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先生确信：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辨证之时，参机应变了。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即可安正，是互为因果者也。而孰先孰后，则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绝不可先有主见。固然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之明训，示人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倘不被劫夺，正气无由致虚；其所以被劫夺者，系于邪气之盛。此时，若直捣巢穴，扫灭邪氛，使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亦即祛邪为重也。初病急病，诚可以一扫而痊，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则当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亦即扶正当先也。盖病有久暂不同、缓急之异，则祛邪与扶正之治，妙用在灵活：有宜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者，有宜先固其正徐退其邪者，有宜寓攻于补者，有宜攻补兼施者。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凡病皆应如此，则可不致拘执有偏耳。
熟悟经旨，不泥于古
先生主张，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辟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他反对妄用成方，说：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用药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而无不及者也，实可憾叹。不怪吴鞠通氏早有鉴于斯，并于《温病条辨》自序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朱彬氏亦有其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之论。如临床时所见热病无汗，而庸医妄称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殒者不鲜；更见风温、湿温证，动辄柴胡、升、桂、细辛、姜、附之风药升提，使伏热邪气不惟不能荡散，反陷入心包，无不神昏厥逆而毙，虽急投局方至宝丹、清营汤、紫雪丹等渝涤中宫而幸存生命者，亦不过百人中之一二而已。近又尝闻有人终日研究仲景之在汉时用药圭铢，折合今日分量若干，而照拟之于临床。用之得当功效立见，屡见不鲜，此用心良苦，非执一方而治一病，是知《伤寒论》乃东汉末方书，未必能与今日完全契合。盖因天时、地理、人体皆有变异故也。先生常说，他数十年来遍历大江南北，罕见因寒而伤之真伤寒病，盖阴阳循环，皆天地气运使然也。《内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故辛温滋腻之品，实用之在所必慎，至中元甲子，后四十年，阴阳始能渐次互转。下元甲于，虽主阳虚，而辛腻之味，仍须审慎酌裁。朱丹溪宗经旨而阐发，创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此非偶然或偏于一隅而立，实有至理存焉，夫茫茫尘世，疾患难测，医者若因所学不精，则不能随机应变，治之必乏于术矣。或殒其生，或待其毙，生民者不惟不能生，而反成害民者也。年复一年，枉死者何止几千万计。民生涂炭，宁不诫哉！
重视旰脾之关系
先生在对待肝脾之间的某些病机方面的认识上，就我们浅薄的理解，其至旨乃本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经旨。指出内因是一切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基础。他既然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而他认为正气受伤，才导致发病，也就是指两虚相得的内虚，是发生一切疾病的主要根据。至于使正气受伤的原因方面，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肝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视脾和肝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亦即土侮木（脾病可以传肝）与木乘土（肝病可以传脾）的关系。在他所著《脾胃病论》一文中说；脾象土而主肉（脾象土，主肌肉）藏意而恶湿（脾藏意与志，湿伤肉故恶湿），寄在中央（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曰寄在中央），养于四旁（脾气散精以滋养南心、北肾、东肝、西肺，故曰养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于长夏。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思为其志，胃为其表，心是其母，足太阴是其经。饮食不节，劳而过倦，皆伤于脾。木气太过（肝气过盛），克伤于脾，甘虽主之，过反伤脾。忧愁不解，亦足饬脾。脾伤则病遂乘之：脾经受湿郁热发黄；脾经受寒病苦注泄，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尤于土败木贼，湿气留滞，七情内伤，六淫外袭，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序，遂成胃虽纳谷，脾不运化，阳自升而阴自降，乃成天地不交矣。于是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留血滞，郁而不行，万病丛生之源也……又论胃曰：《灵枢·五味》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素问·五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因而知胃气乃人生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身体各部亦无不壮，反之则五脏六腑及身体皆弱。是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有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平人之常气，即所谓有生之正气，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故曰平其所以平，赖有此气之禀于胃耳），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难经·十五难》曰：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足阳明是其经，与脾为表里一体。总此以现，胃乃重要脏器，宜如何慎宝之，自不待言。然人恒漠视，弗自珍重：外因则恣贪口腹，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先生在临床中特别注意湿和热两种邪气的轻重及其争峙的情况。他指出：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由来，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增，湿蒸于中，热淫于内，湿愈重而愈生热，热愈重而湿愈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固矣，当今医者不可不察。并提出在脾、胃、肝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脾湿和肝热是导致人体发生一切疾病的两大主要因素。基于以上所说，可以想见他对脾和胃、湿和热是如何重视。因此先生在临床辨证时，特别强调脾、胃和肝三者的结合。设若在此三者之间的某一环节上发生了故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亦即其所谓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者也。
郁热伏气也是外感温热病的主因
在外感温热病方面，先生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往往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时或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于天地厉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内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发病之本也。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亦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证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当施以苦淡渗化湿邪之法，并以辛凉清热之物，佐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下面仅举三个病例以阐证其论。
例一，吴姓，女。初以内蕴湿热，寒热相搏，兼客外邪，遂致头痛，咳嗽，鼻塞声重，咽痛，口渴，发烧而恶寒，痰涎壅盛，大便结，舌苔黄腻，脉弦数。此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亟宜清热解表以肃肺络。
鲜苇根30克，生石膏（先煎）24克，银花、连翘、杏仁各9克，薄荷叶（后煎），苏子霜各4．5克，条黄芩6克，板蓝根9克，辛荑花6克，全瓜萎18克，元明粉3克，鲜荷叶1张，紫雪丹（冲服）1．8克。
例二，刘姓，男。肝胃两阳并盛，内热兼感时邪，初起解之未当，遂致热邪内陷于心包。神昏，谵语，有时抽搐，壮热，口大渴思冷，二便失利，大便已七日未下，舌质红，苔糙垢，舌心根部有黑褐色苔，脉大而数，右寸关均盛，亟宜重剂辛凉芳化，佐以熄风。
生石膏（先煎）、鲜九节菖蒲根（捣汁兑入）、鲜茅根，鲜苇根各30克，莲子心6克，天竺黄、白僵蚕各9克，生滑石12克，薄荷叶（后煎）4．5克，龙胆草、知母、地骨皮各9克，青竹茹、忍冬花、忍冬藤各12克，焦栀子9克，鲜荷叶1张，双钩藤（后煎）9克，全蝎2枚，嫩桑枝18克，酒川军（开水泡兑）、元明粉（冲服）各4．5克，局方至宝丹（冲服）1粒。
例三，董姓，男，望其颜面苍白，神情恍惚支离，唇青紫而鼻扇，四末厥逆，背冷恶寒．头部眩晕而痛，目白睛挥赤，口渴思冷而不欲饮，此《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邪为湿固之温热病候也。亟以辛凉除温、清宣化浊，佐进芳香辛散重剂以肃之。
芥穗炭1．5克，鲜九节菖蒲根12克，广藿梗9克，生石膏（麻黄O．6克同先煎）30克，青竹茹15克．杭滁菊各9克，鲜茅苇根各30克，薄荷叶（后煎）4．5克，蔻仁、煨葛根各1．5克，鲜藕30克，忍冬花、滑石各12克，胆草、炒栀子各9克，鲜荷叶1张，杏仁泥（苏子4．5克同研）9克，安宫牛黄丸（冲服）1粒，苏合香丸（冲服）1粒，羚羊、犀角（另煎兑入）各O．6克。嘱用西瓜汁、荸荠汁代水饮。
以上皆系早年从先师侍诊之际所目睹，三位危急患者很快痊愈，至今记忆犹新，故录于此。
附：石膏药性辨
（此文系先生生前一次讲课的记录本文作者附记。）
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以上是据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
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勘少，则难责其功，俗流煅用则实多流弊。近人张锡纯之石膏解所云良非虚语；日人吉益东洞之石膏挤误诚属针言。余宗先圣之大法，参后贤之精议，据临证之所验，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井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遭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冶疗疡之溃烂，比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他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