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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生平简介
“西医界有余云岫先生，中医界有陆渊雷先生，俱能入虎穴、探虎子，真可谓旗鼓相当”。——《中医新生命》杂志第3号
陆渊雷(1894～1955年)，名彭年，字渊雷，江苏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和著述家。陆先生作为近代上海中西医汇通派代表性医家之一，倡导“中医科学化”，在临床上则十分推崇仲景学说。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学涉广博
陆渊雷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自幼家庭贫苦，无力缴纳学费，经常遭受同学的歧视，于是发奋读书，加之其聪颖异常，所以他所写的文章文字精炼，语言生动，远在同龄人之上，深得老师和长辈的赞誉。在其12岁就读于松江府立中学时，就开始学习天文历算，18岁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跟随朴学大师(朴学又称汉学、考据学，这是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的，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人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代表人物如戴震、王念之、段玉裁等)姚孟醺先生学习经学、小学，并遍览诸子百家，熟读历史、地理、物理，兼通晓英、德、日诸国文字。陆先生擅长书法，对于石鼓、金文、甲骨(春秋战国时代，刻在石簋、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商周时代，出现的铸在钟、鼎、货币、兵器等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或“钟鼎文”；殷商时代，在龟甲兽骨上刻划的文字，即“甲骨文”)、六朝碑版、沙简史书，无不精通。据何时希先生(何氏医学第二十八代传人，上海市名中医)所述，陆先生曾赠送给上海市中医文献馆老馆员，已故上海市名中医陈苏生先生二联：一为篆书，以二李为主(秦代李斯、唐代李阳冰二家乃小篆之宗)，杂以钟鼎、甲骨，知其学涉广博，可与苏州名医肖蜕庵为雁行，然稳重醇厚则胜于肖之放纵；另一篆书出入于《曹全》《张迁》，而略参《西峡颂》，气势宽闳，跋语尤佳。文日：“国事蜩螗公私交困，小极乍闲，腕力尤弱，然曾髯而后，已无抗手矣。”这段文字既体现了陆渊雷的忧国忧民之心，又说明了陆先生对自己书法的自信。
陆渊雷先生对于数学也非常热爱，有时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状态，直到晚年，在他的案头仍然堆积着英文原版《解析几何》《微积分》等数学书籍，每有闲暇即会对原版书的每册、每题作解答，并画出精细图形，他积攒的解答数学的稿子高达二尺多。另外，陆先生对于佛学也有一定研究。最初，他是经友人袁希濂推荐佛学经论，随即精心研究，通梵文、藏文及“因明学”(类似伦理学或逻辑学)。至其晚年则笃信佛教，其学术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例如陆先生在《伤寒论今释》后叙中就提到“凡所订正，虽出自十余年临病教学所得，及佛学之破除我执，然朋友攻借，惠我尤多”，从此文可以看出佛教对陆先生的学术观点有一定影响。陆渊雷先生因学涉广博，被时人称为“百科全书”，属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
二、弃教从医
陆渊雷自1919年至1925年曾先后执教于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国立暨南大学、南京国学专修馆、上海国学专修馆、正风中学、持志大学等，讲授天文、航海、国学等课程。在执教的过程中，他对旧社会教育界的现状深有感触，从而产生了弃教从医的想法。陆先生的父亲陆震甫儒而知医，常称“医”能治病救人，解除患者的疾苦，经常鼓励陆先生学医。陆先生早年学习经学时，于中医也有一定的涉猎，经父亲启发后，更坚定了学医的决心。陆先生学识渊博，既具经学、小学等深厚文学基础，又具备物理、化学、数学、天算、史地等丰富知识，并有十余年大中院校教学经验，故一旦弃教就医，自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陆先生研究中医学仍本着早年刻苦钻研的精神，往往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寒暑无间，时而凝神沉思，时而奋笔疾书写下其钻研学习的心得。1925年恽铁樵先生创办医学函授学校，以中医理论结合现代医学观点为号召，陆先生得知后，便欣然给恽氏写信，要求拜他为师，并奉上学费。接到信后恽先生即派门人持亲笔信退还学费，说陆渊雷才学出众，不必以师生相称。恽铁樵不仅指导陆先生学习伤寒论，还聘请陆先生为家庭教师，并让其协助自己共办医学函授学校。此外，陆先生还师从近代国医大师浙江余杭章太炎学习古文。1927年起，陆渊雷正式悬壶济世。1928年后，任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等知名中医院校。
三、捍卫中医
近代由于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造成了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也使中医学的科学性受到严峻的挑战。进入20世纪后，围绕中西医比较问题出现了论争。民国建元后，论题逐渐转换成中医存废问题。
陆渊雷和余云岫是上海中西医界的代表性人物。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素有废止中医思想。陆渊雷以能言善辩称誉医界，其文章尖锐锋利，故有人称他为“非渊默而雷声，乃渊博而雷声”，甚至有人说：“西医界有余云岫先生，中医界有陆渊雷先生，俱能人虎穴，探虎子，真可谓旗鼓相当。”陆、余二人就是否应该废止中医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1914年，留学日本的余云岫认为，日本近代医学的兴盛是废止汉医的结果；中国要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也应效法日本，废止中医，于是效仿方东树《汉学商兑》，作《灵素商兑》。在该书中他以西医解剖、生理学为标准，大肆批判中医基本概念，“以当时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检验中医学理论”。该书的出版为废止中医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陆先生是在1928年夏看到余云岫《灵素商兑》的，他自述“一口气看完，不觉倒抽一口冷气，原来这部书说的话……只要中小学的学生，稍微有些科学知识，谁都看得到说得出”。他认为该书“咬文嚼字，无非说《内经》不合乎解剖、组织、生理、胎生诸科学”，于是加入了中医存废问题的论争中。1928年下半年到1931年，陆先生先后发表了《脏腑论》《改造中医之商榷》《驳曾毓英君论细菌》《西医界之奴隶派》等论争文章数篇，与主张废止中医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陆先生坚定地站在中医阵营一边，被称为“中医界之打手”。
在《改造中医之商榷》中，陆先生专门针对余云岫《灵素商兑》中关于“源自巫祝”、“中医治疗出自动物本能”等论点进行了批驳。在该文中，他还用中西医两方面知识对“肺主皮毛”等脏象学说的内容作了阐释，反对以西医学说作为判断中医科学与否的唯一标准。另外，陆先生为了批驳余云岫对中医脏腑理论的错误观点，特意写了《脏腑论》。他认为：“中医学士近情著理，人人听得懂学得会，并没有什么神秘玄妙。”
陆先生在《医界春秋》杂志1928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西医界之奴隶派》一文，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文字尖刻，对余云岫等人大加攻击和讥讽：“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下的样子。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是孙子罢了……如今这些少数西医，拼命地要消灭中医。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所用的武器又是中国文字，所要消灭的又是中国医学。在日本人一方面呢，收养了这些孝顺义子，总算是眼力不错，可是这些义子，吴天罔极地孝顺他义祖义父，不佞倒要预先替他们议定个谥法，叫做奴隶派的西医。”平心而论，西医也有西医的好处，何尝可以一概抹煞。就像丁福保是留学日本的前辈，他的学问很渊博，奴隶派的西医没一个比得上他。他对于中医学也有相当了解，也常用中药方来治病。其次就像牛惠霖，他的开刀手术可称一时无两。但是遇到不是割得好的病，也常劝病家就中医治疗。还有刁信德，是个德国派的医生，他的内科很得社会上信用。他自己不懂中医学，从来不曾批驳过中医。还有阮其炽，是广济医学校的前辈毕业生。他也很研究中医，他办的广济医刊中西并载，并且虚心下问，不短做中医研究股的顾问。可知，真有学识的西医并不曾轻视中医学。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只那几个奴隶派罢了。所以不佞主张医学本身原不必分什么中西，医界人物都要淘汰一下。中医界死守五行运气、滥充教授、贻误青年的人物和西医界的奴隶派一律应当在淘汰之列。”
此文被认为是中医界抨击文字中的最高峰，也反映了当时中西医争论的火药味十足。余云岫等人被陆先生骂为“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几个奴隶派”。余云岫等人也不甘示弱，在该文发表不到三个月，即1929年2月23日至25日，便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余云岫在提案中列举中医宜废止的四条理由是：①中医理论(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等)皆属荒唐怪诞。②中医脉法出于纬侯之学，自欺欺人。③中医无能预防疫疠。④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此提案与另外三个废止中医的提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制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虽然以上四个提案合并为一，实际上是用余云岫提案概括了其他三个提案。
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上海中医界更是挥戈上阵，并在3月17日召开了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会上，张赞臣、祝味菊、陆渊雷等均有精彩发言，其词慷慨昂列，听者莫不动容，全场掌声雷动。3月19日下午，大会继续召开，讨论组织全国医药永久机关问题(会议决定名为“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问题、推定总联合会执行委员、筹集经费问题等问题，议决推裘吉生、谢利恒、陆渊雷、祝味菊四人审查。3月20日，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召开第一次执监委员会，会议上确定了包括丁仲英、夏应堂、谢利恒、丁济万、张赞臣、陆渊雷、严苍山等三十人为委员。并推选谢利恒、隋翰英、蒋文芳、张梅庵、陈存仁五位代表进京请愿。
1929年4月陆先生代表上海国医学院撰《为中央会议废止旧医案宣言》说：“谓中医当用科学方法整理其学说则可，谓中医当废止则不可。”并指出中医不可废理由有五：“①中国经方，历数千百年、数万万人之实验而得，效用极著，方法极简……能用中药之效方者唯中医；②中医治传染病，实能补助患者之抗毒力；③中医之效方，已引起全世界之研究；④乡僻之处无西药铺者，治病唯赖中医药……西医应研究中药，是西医也当用中医也……凡西医学院，皆应加授中医课，非特中医不可废而已；⑤令效验卓著之中药，盖益以数千万人之生计，断送于一言之私。”
1929年12月，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再次聚集在上海，召开会议强烈反对国民政府继续推行的压制中医药的举措，会上并推选出谢利恒、陆渊雷、蒋文芳等23位代表再次进京请愿。由于全国中医药界仁人志士的团结斗争，以及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1929年的中医药界的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南京政府暂时停止执行废止中医案，并撤销了打压中医的有关法令，还于1931年宣布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在关系到中医存亡的关键时刻，陆先生为了捍卫中医学，始终冲锋陷阵，在这一次抗争中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同时，其犀利的文笔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创刊办学
1929年陆渊雷与徐衡之、章次公等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院训，力主中医科学化，并聘请章太炎先生任院长，陆先生自任教务长。陆先生创办该学院的计划是：“除医化学、药化学、解剖、生理诸课，悉用西医说外，其病理总论宜取西医通行顺序，与中医独有之精要，沟合镕治，打成一片。病理各论与内科学、外科学亦取西医通行之名目分类，惟证候方面侧重中医，亦须与中医独有之精要沟合镕治、打成一片……治疗学则取古今方剂之确有特效，确知其证候用法者，汇集成编，仍附西医疗法之大概……诊断学除望闻问切腹诊及辨别生死剧易诸要端外，当兼西医之听诊、大诊、触诊及检查血液、大小便诸简要法。”陆先生规划课程大纲，量才延聘教师，实创中医学校的典型。该校初办时仅有学生72人，第二年即达120人，为当时沪上三所中医学校之冠，后来的不少医家多出自该校。陆先生并担任讲授《伤寒论》《金匮要略》。他自编讲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两著，就在那时完成了两书的初稿。其治医学，重实际而不尚空谈，对古医书之精髓，则发掘唯恐不尽，陆先生认为学好中医，必须具备文学基础。他在《陆氏论医集》中论述学院低年级文学课的重要性时，曾谓“中医精义，悉在文学色彩极浓之古书中，若文学不佳，医学难以深造，犹如宝藏在地，不能开发，纵使学者有心，而不善修辞，亦不足以行远传世”。三年后该校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办。
1932年起陆先生应各地学者之请，办遥从部，致力于函授教育，在自编讲义中，融中贯西，辨识精审，学者易解，实启中西医结合之先河。其遥从弟子，遍及大江南北，如上海的姜春华、殷品之、沈济苍，北京的岳美中、陆广莘，南京的樊天徒，杭州的唐丽敏，江西的李高行，厦门李在宽，及北京谢仲墨，上海赵锡痒等皆一代名医。
1934年8月陆先生创办《中医新生命》杂志，于上海牯岭路人安里陆渊雷医室编辑发行，至1937年4月，共31期，后因大规模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刊。现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皆藏有第1～第31期。该刊的办刊宗旨是“用中国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中医治疗方法与学理”。栏目有评论、研究、讲义、课卷、答问、治验等。内容丰富，积极宣传中医药科学化、中西医汇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先生仍积极从事中医教育事业。1950年，陆渊雷受邀出席全国卫生会议，主办中医进修班多期，全面系统地讲授西医课程。1954年编纂中医教材，为发扬光大祖国医学遗产，不顾病体，鞠躬尽瘁。
五、著书立说陆先生通晓英、德、日诸国文字，因而遍览日本复兴汉医诸书，并给予较高的评价，曾撰写了《日本人研究中医药之趋势》一文，载于1928年《新闻报》中药专刊，并节译汤本右卫门所著《皇汉医学》中“汉医治传染病之法，主驱逐细菌性毒素”一文，以消除当年国内西医攻击中医的影响，同时促进中医更加重视仲景学说、经验的学习和运用。1928年至1937年，陆渊雷先后在《医界春秋》《中国医学月刊》《杏林医学月报》《自强期刊》《国药新声》《医光》等中医药刊物上发表文章，与废止中医派进行争论。1931年，其自编教材《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整理出版。《伤寒论今释》八卷、《金匮要略今释》八卷，是陆先生综合前人注疏，参考日人学说，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用较浅近的理论予以分析、归纳和诠释，选注精要。陆先生试图用近代医学科学理论加以融汇或阐释，在中西汇通和中医发展方面作了大胆尝试。例如：《伤寒论今释》中他认为葛根汤的治疗机制是“葛根汤以芍药破毒害性物质之结，且以缓弛腹内组织血管之挛急，以麻、桂开汗腺而祛毒而出表，以葛根输送津液，使消化管中之营养液，吸收于血管，灌输于肌表，则项强自除，下利自止”。
当时革命根据地医疗条件较差，得陆先生的这两本书，用以指导医疗工作，救治了众多的伤病员。
已刊行问世的还有《陆氏医论集》。该书共有四卷，卷一、卷二为杂文，其中卷一包括：上恽铁樵先生(附复信)、《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序、答曾毓英君驳、与王君宇高论肝病传脾(附原文)、日本人研究中医药之趋势、论中西医学之争与《杏林医学月报》社、为中央卫生会议废止旧医药宣言、上海国医学院课程说明、整理中医学说刍议、《临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序、答马希文君(附马君原函)、答段伯阳君(附段君原函)、上海国医学院教务杂记、《伤寒论今释》序目、上海国医学院辛未级毕业纪念刊序。卷二包括：国医药学术整理大纲草案(附国医馆标准大纲)、上中央国医馆书、国医馆学术整理会经历记、《临证医典》序、示国医评论社张伯虹等、答曾觉叟。
卷三、卷四为长篇专著。其中卷三为《改造中医之商榷》，包括叙言、改造中医之动机、祝由与针灸、学医的起源是单方、身体本能之一斑、内经学说之由来、两汉之医学、《伤寒》《金匮》之内容等等。卷四包括脏腑论、用药标准两部分。
此外，陆氏尚有《中医生理术语解》《中医病理术语解》《流行病须知》《伤寒论概要》《脉学新论》《舌诊要旨》《生理补要》《病理补要》《诊断治疗》《陆氏医案》等著述尚待整理付梓。
七、 悬壶济世
1927年起陆渊雷在上海多家善堂从事诊疗工作，至1932年陆先生又专设陆渊雷医室，从事中医临床工作。陆先生临证常以西医方法诊断，运用仲景经方治疗，擅治伤寒等流行性热病、慢性肝炎、胃肠道疾病、肿瘤等。
陆先生治病，重视辨证，他说：“医者治病，必须辨别真假寒热、表里、上下、虚实、标本、脉象、舌苔，有时必须虚实兼顾，标本同治，而脉舌上亦可辨知寒热、表里、虚实等。”陆先生对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关系，独具见解。他认为古医书中部分理论暗合现代科学，故许多中医治疗方剂，可以触类旁通，灵活运用兼治病名绝不相同之病，以及中西医不同病名之病。如善用积聚方、祛瘀药、活血药及软坚攻坚药，既治疗慢性肝病，又治疗肿瘤病；又如运用肠痈方，治愈肠粘连等。陆先生显然擅用攻破药，但同时重视虚实兼顾，分清轻重缓急，注意脾胃功能，因而往往获得较好远期疗效。
陆先生诊病，除运用中医固有的诊断方法外，并参以日本近代汉方名医汤本求真的腹诊，西医的视、触、叩、听各种诊断方法，甚至对于x线检查的读片也非常熟悉。
陆先生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具有高尚的医德，对待患者，态度诚挚，直至晚年，也无名医的架子。他对贫病者一般不取诊金，临别时更赠以药费，在《陆氏论医集》中，曾举某女性，近50岁，夏日大热，而患者从颈部以上大汗如浴，下部清水泻，日夜二三十次，中医所谓“阳离于上，阴决于下，阴阳离决”，属于死证。陆先生得知其家境贫苦，遂退诊金，为其免费诊治，每天用附子、干姜，连服6天附子理中汤，下泻得以止，复用黄芪建中汤加龙、牡，自汗亦得止，其病获全愈。
八、 唯才是举
1946年年初，陆先生52岁，正当名震遐迩的鼎盛时期。当时陈苏生先生年仅38岁，在此之前，陈苏生曾经师从中医儿科名家沈仲芳、晚清名医钟符卿先生，后因敬佩中西医兼顾的祝味菊先生，孜孜不倦地汲取和总结祝氏经验，着手撰写《伤寒质难》。医学造诣甚高的陆先生却邀请当时的小生陈苏生为其诊治。陆先生在自己患病时选择医生诊治的态度一定是严肃和挑剔的，不会囿于时俗，谬托知己。据记载在陈苏生的《伤寒质难》出版时，陆先生还送上一副对联以示祝贺。对联日：“弘愿欲除一切苦；奇书不数千金方。”并注之约：“苏生贤兄通道从我交祝君味菊游，既尽其学，乃播之简编，用传久远。不慧尝获先睹，以《素问》笔调，商贯科学，生面别开，赠之以联，即祈两政。戊子春陆渊雷并识。”即使对于那些与自己在学术观点上有分歧的人才，陆先生也能做到客观评价。在中医存废的论战过程中，他也能把学术论争与中西医学者区别对待。例如对于那些以客观态度研究中医的西医，如牛惠霖、刁信德、阮其炽等，均给与较高的评价，甚至于他把在中医存废论战中的论敌余云岫能以学者视之，并曾就中医学术整理问题致信商讨。
以上种种说明除了他的慧眼识人外，体现了陆先生唯才是举，不囿于时俗的开明态度。
九、 历任数职
1929年，陆先生与徐衡之、章次公等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担任教务长一职。1931年至1933年曾任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担任过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门诊所所长、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陆先生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陆先生素患有肺气肿宿疾，1954年已经加重，但他遇事负责，为编纂中医教材鞠躬尽瘁，终因肺气肿导致的心脏衰竭，于1955年6月1日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1岁。近现代名医章次公悼之日：“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卓然出群，渊雷而已。今乃奄然殂化，芳流歇绝，不其惜乎。”
陆渊雷毕生治学严谨，重视实际，不尚空谈，唯才是举，学识渊博，并凭藉其深厚的中西医知识深入研究仲景学说，编写了《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为后人研究仲景学说提供了依据。陆先生作为一名30岁左右才开始学习中医的初学者，能够在中西医论争中坚定地站在中医阵营一边，大力捍卫中医，实属难能可贵。更加可贵的是，陆先生作为中西医汇通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口号，肯定中医疗效，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学，即“中医科学化”。而且陆渊雷不但自己主张中医科学化，而且还身体力行，创刊办学、著书立说力主中西医之汇通，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对于仲景学说造诣颇深，通过各种办法宣传推广“中医科学化”的观点，为探索中医发展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